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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公司法》認繳資本制下的股東有限責任分析
時間:2015年04月07日信息來源:本站原創點擊:
   【中文摘要】我國《公司法》采取資本可以認而不繳的完全認繳制,并不動搖或否定股東有限責任的法律原則和責任機制,只是有限責任的范圍不再是股東實繳的出資額,而是股東認繳的出資額。認繳資本制的采用也并不否定公司資本真實的基本要求,并不免除注冊資本之下的股東出資義務和出資責任,虛報注冊資本、虛假出資和抽逃出資仍然是《公司法》當然禁止的違法行為,除刑事責任外,行為人依舊要為三種資本違法行為承擔民事或行政責任。
【中文關鍵字】資本;認繳資本;有限責任;虛報資本;虛假出資;抽逃出資
【全文】
    資本制度被視為公司法律制度的兩大支柱之一,股東有限責任是《公司法》最為獨特的財產責任機制,亦被譽為公司法律制度的基石。資本制度的變革牽動整個《公司法》的制度體系和規則架構,2013年公司資本制度從有限制的資本認繳制改為完全的資本認繳制,在允許資本完全認而不繳、取消原有資本繳納的比例限制和期限要求的同時,也觸動了對《公司法》上股東有限責任的界定和理解,并進而引起了對虛報注冊資本、虛假出資和抽逃出資三種與股東有限責任緊密關聯的三種資本違法行為的認識分歧和誤解。
    一、資本制度改革與有限責任的堅守
    資本制度的改革是否動搖了股東有限責任的法律原則? 這是首先引發思考的問題。 基本的法律理性告訴我們,無論公司資本制度發生如何的變革,都不會也不應動搖公司法上的股東有限責任。這不僅在于有限責任早已成為公司區別于其他企業形態的突出法律特征, 更在于其顯而易見的制度優勢,從鼓勵投資創業到降低投資風險,從募集社會資本到促進社會經濟發展,有限責任制度的歷史功績和現實價值絕對不容低估。
    無疑,有限責任是法律給予投資者的特別優惠,這種特惠的給予在既往的公司法上是以最低資本額的限制和資本的實繳為條件的,應予實際繳納的法定最低資本額就是全體股東有限責任的范圍。而當《公司法》完全取消了最低資本額之后,如果公司設定的資本過低甚至只有1元資本的時候,或者公司設定的資本根本無需實際繳納時,有限責任的范圍勢必會縮減至等于沒有責任的程度,或者看起來股東完全無需承擔財產責任。這不免讓人產生對有限責任正當性和合理性的疑問,也會形成對這樣的公司應排除有限責任適用的主張。的確,近乎沒有資本的公司,股東有限責任也近乎對公司沒有責任,資本認而不繳的公司,股東有限責任像是一句空話,但此種情形并不能否定有限責任本身的合理性,不應由此將此類公司排除于有限責任的范圍之外。
    根本的原因在于有限責任本質上是一種承諾性或宣示性的責任,也即股東是以其承諾的數額對公司負責,注冊資本不過是全體股東作出的出資承諾,資本的注冊就是股東就其承擔的責任范圍對外進行的公開宣示,所謂的有限其實就是承諾多少就承擔多少,不承擔承諾或宣示之外的責任。股東承諾的絕對資本數額其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此種承諾產生的相應出資義務和對股東形成的法律約束,是他人基于此種宣示對該公司資本規模和信用能力的了解并進而預判交易風險和做出交易的決策。對資本規模和股東出資數額的限制并不是有限責任制度尋求的目標和要害所在,最低資本額制度下所做的一定數額之上的承諾與取消最低資本額后所做的極少數額的承諾,區別只在于有限責任的范圍,而無關有限責任性質本身。同時,事實上,也很難以承諾的數額過低或資本根本沒有繳納而否定有限責任的合理性,在原《公司法》之下資本達到3萬元并實際繳納的公司與新《公司法》之下只有1元資本的公司,對股東形成的責任壓力與對債權人提供的安全保障其實并無多大的實質差異,硬要堅持前者具有有限責任的合理性,后者就不應實行有限責任,不過是太過形式化的機械判斷。因此,盡管《公司法》不再有最低資本的要求,公司資本也不再要求實際繳納,但有限責任的法律原則和責任機制依然可以繼續存在。
    二、出資額的界定與有限責任的范圍
    在充分肯定股東有限責任的基礎上,需要進一步回答的問題是,股東以其出資額為限對公司承擔財產責任中的“出資額”究竟是認繳或承諾的出資額還是應實際繳納的出資額。在資本實繳制之下,注冊資本必須一次性全額繳納,注冊資本即為全體股東實繳的出資總額,以出資額為限負責就是以實繳的出資額為限負責。而在資本認繳制之下,注冊資本可以認而不繳,實繳資本與注冊資本出現分離,股東認繳的出資額與實繳的出資額可能完全不同,這時就產生了對“出資額”概念認識上的模糊和分歧。
    在資本繳納制度上,我國《公司法》從1993年開始頒布到2013年最近的一次修改,經歷了從資本實繳制到有限制的資本認繳制,再到完全的資本認繳制的三步發展,如果說在2005年《公司法》有限制的資本認繳制下,因法定的2年或5年出資期限的限定,對出資額理解上的歧義還不被重視的話,到2013年《公司法》采取完全的資本認繳制后,在一些人聲稱注冊資本對投資者已沒有什么約束、可以無所顧慮地設定任何數額的注冊資本、十億甚至百億資本的公司也可以隨意設立時,直接決定股東有限責任范圍的“出資額”究竟涵義如何,就變得異常突出和至關重要了。因為它會直接決定股東最終對公司或公司債權人承擔財產責任的范圍,會決定股東是否需要為其設定的巨額注冊資本買單。 
     其實,稍加用心就會觀察到,我國公司立法早就清晰地意識到這一重大問題, 并在立法條款上早已對此給予了明確的規定,這特別反映在《公司法》三次制定和修改的條款變化上。1993年《公司法》第3條本來規定:“股東以其出資額為限對公司承擔責任”,到1993年《公司法》修改后,第3條改為:“股東以其認繳的出資額為限對公司承擔責任”,這句話雖然只是在“出資額”前增加了“認繳的”3個字,但卻意義深遠,它鮮明地表達了立法者對資本從實繳制改為有限制的認繳制后如何界定“出資額”和“股東有限責任”的明確意旨。之后,2013年《公司法》雖然采取完全的認繳資本制,有關資本方面的一系列法律規范被修改,但上述界定股東有限責任的第3條卻沒有任何改變, 這意味著完全認繳資本制度的采用對股東有限責任的范圍并不發生任何影響,股東依然要以其認繳的出資額而非以實繳的出資額為限對公司負責。有限責任的這一具體范圍在破產法中得到了實際的體現和落實,該法第35條規定:“人民法院受理破產申請后,債務人的出資人尚未完全履行出資義務的,管理人應當要求該出資人繳納所認繳的出資,而不受出資期限的限制”。依此,當公司進入破產程序,“不論它的成員或股東的出資期限是否已到期,凡承諾繳納出資的法人成員或股東,只要其尚未完全向債務人企業全額繳納出資的,均應當繳納;債務人企業同時享有要求繳納出資的請求權”,[1]應該承認,認繳資本制的完全實行的確容易形成這樣的誤解,即:資本不再構成對股東出資行為的硬約束,公司的設立者似乎可以隨心所欲地設定公司注冊資本規模,而無需背負注冊資本之下的出資義務,出資額項下的有限責任已經落空。顯然,這是對認繳資本制的錯覺和誤解,它肯定不是也不應是制度決策者和立法者的初衷和本意。對此,不僅已見相關國家機關公開的權威說明,[2]也已有學者給出了學理的解讀。[3]
    其實,無論資本的認繳還是實繳,都不會改變股東出資義務的存在。資本實繳制是股東在資本確定和注冊之時承擔將出資財產給付公司的出資義務,資本認繳制不要求股東即時給付出資財產,但出資義務、尤其是出資數額卻同樣是確定的,從實繳資本制到認繳資本制并不導致股東出資義務和范圍的任何改變,全體股東承擔的依然是整個注冊資本項下的出資義務,各個股東認繳出資的總和依然完重合于注冊資本的總額。所改變的只是股東具體出資義務的時間與期限,在實繳資本制下,股東的出資義務為公司成立時需當即履行的義務,改為認繳資本制之后,股東出資義務可能是即時履行的,也可以是定期或分期履行的,還可能是不定期限的。無論何種情形,萬變不離的是股東的全額繳納義務,只不過出資繳納的時間有所不同而已。就此而言,認繳資本制只是賦予了公司資本更大的彈性和機動性,給予了股東投資安排更多的靈活性,而絲毫未改變或縮小股東有限責任的范圍。理性的投資者絕不能無視自己的出資能力、無所顧忌地漫天設定認繳資本,將其當作無需兌現的空頭支票,更不能將公司注冊資本當作隨意玩弄的兒戲。而更為清楚的是,在《公司法》已明文規定股東按認繳的出資額而非以實繳的出資額承擔責任的情況下,認繳資本制的采用與股東有限責任不僅沒有任何沖突, 反而更凸顯了認繳行為對有限責任范圍的決定意義。
    三、認繳資本制的采用與三種資本違法行為的存在
    與股東有限責任和出資義務直接連接的具體法律問題是,認繳資本制之后是否還存在虛報注冊資本、虛假出資和抽逃出資的三種資本違法行為,資本的認而不繳是否會實質影響這三種資本違法行為及其法律責任的成立。這絕不是純理論的憂慮和猜想,而是《公司法》修改后很快出現的輿論,不僅一些樸實的投資者為資本法律要求的如此寬松而歡呼雀躍,甚至有的法律人士也作出了否定三種資本違法行為的解讀。已有律師認為:“抽逃注冊資本等成為歷史”,“原本《公司法》及有關司法解釋規定的董事、高管所負有的督促股東及時履行出資義務的責任將得到緩解,股東們互相之間對出資不到位所負有的連帶責任也將由于認繳制的出現而變得模糊起來。”[4]在一些言者看來,既然資本可以認而不繳,股東的出資義務可以不履行,那么出資真假與否也就無關緊要,已經出資的當然也就可以抽回,而出資的抽回不過相當于未出資而已。 由此,虛假出資和抽逃出資不再成為資本違法行為,不應再苛責股東為此承擔民事責任,至于虛報注冊資本的行為更不復存在, 因為注冊資本本來就是不需要實繳繳納的虛假數額。
    而《公司法》修改后全國人大對刑法相應條款的解釋也在某種程度上助長了對三種資本違法行為的否定。與《公司法》關于三種資本違法行為的規定相呼應,1997年修訂的我國刑法在關于公司犯罪的部分,第158條和159條也將三種資本違法行為列為犯罪行為, 并規定了相應的刑事責任。[5]2013年《公司法》修改后,2014年4月24日,全國人大迅即對刑法中資本犯罪的兩個條款作了法定解釋,即“對實行注冊資本實繳登記制、認繳登記制的公司的適用范圍問題,解釋如下:刑法第一百五十八條、第一百五十九條的規定,只適用于依法實行注冊資本實繳登記制的公司。”由此,言下之意,實行認繳登記制的公司不適用刑法關于三種資本犯罪的規定。全國人大對法律的解釋歷來稀有, 本次對資本犯罪條款如此迅速地專門作出立法解釋,既反映了三種資本犯罪認定與《公司法》修改的緊密相關性和緊迫性,也顯示了對此問題各方認知和主張的高度一致性。然而,由此引出的進一步問題卻是,認繳登記制的公司不會因三種行為構成犯罪,但相應的行為是否也不構成違法?不會因此產生刑事責任,是否也不存在民事和行政責任的追究? 而后者恰是許多人基于上述刑法解釋推導出的邏輯結論。
    由此引發的疑問不止如此。資本制度和公司治理制度是構成《公司法》的兩個支柱,整個一部《公司法》,很多規范都是關于資本制度的,而其中又有相當一部分條款是對股東虛假出資和抽逃出資的限制性規范和責任追究的規定,如若三種行為不再構成違法,《公司法》中的許多規則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根據。更進一步的深遠影響則是公司法司法解釋的適用和命運。為正確和規范地適用《公司法》,統一《公司法》適用的裁判尺度,最高人民法院一直致力于《公司法》的司法解釋,從2006年以來,已經先后出臺了三個關于《公司法》適用的司法解釋,[6]其中司法解釋(三)的主要內容則是關于股東出資義務履行的認定和虛假出資與抽逃出資責任追究的規定。如果認繳資本制下,出資義務不再強制履行,虛假出資和抽逃出資不再違法,那么《公司法解釋(三)》的一大部分條款也就作廢了。
    情況果真如此嗎?這是《公司法》資本制度改革的初衷和本意嗎? 認繳資本制對傳統公司資本制度原理是否真有如此顛覆性的影響?我國的資本制度及與之相關的配套規則是否真的已經不合時宜? 是否真的需要推倒重來、重新構建?回答當然是否定的,取消三種資本違法責任的解讀似有邏輯理據,但卻是完全不能成立的。冷靜思考和理性分析的結果表明,盡管資本制度有重大變革,但并未動搖傳統資本制度的基本原理,并不否定公司資本真實的基本要求,并不免除資本之下的股東出資義務和出資責任,虛報注冊資本、虛假出資和抽逃出資仍然是《公司法》當然禁止的違法行為,除刑事責任外,行為人依舊要為三種資本違法行為承擔民事或行政責任。
    四、認繳資本制下的虛報注冊資本
    在三種資本違法行為中,最易被否定的當屬虛報注冊資本。但其實,在認繳資本制下,同樣會發生注冊資本的虛報行為,認繳資本同樣存在真實與虛假的問題。所謂虛報注冊資本是指以虛假的數額進行資本的注冊登記,這里的虛報自然隱含著注冊資本應該真實的基本要求,在注冊資本為實收資本或實繳資本時,注冊資本的真實就是資本的實際繳納,未實際繳納資本即為虛報資本,此處的真假在于實際繳納與否。在注冊資本改為認繳資本之后,注冊資本的真實就是認繳的真實,未實際認繳即為資本的虛報,此處的真假在于是否存在資本繳納的承諾。真實的認繳資本意味著該項資本額已被全體股東實際承諾認繳,不存在未被股東認繳的資本額,而以未得到股東實際認繳承諾的資本額進行注冊登記,就是虛報資本。由此可見,資本實繳制和資本認繳制之下虛報注冊資本的行為的確有不同的內容,未實際繳納行為在資本實繳制下構成虛報注冊資本,而在認繳資本制之下,則成為合法行為和正常狀態,認繳資本制下的虛報不再是繳納行為的虛假而是承諾認繳行為的虛假。就此而言,認繳資本制的實行的確改變了虛報注冊資本的內涵和認定條件,但卻不能就此得出不再存在虛報注冊資本行為的結論。 
     虛報注冊資本行為在認繳資本制下依然成立的根據在于資本真實的基本法律要求。 《公司法》無論采行實繳資本制還是認繳資本制,都不會改變和放棄這一法律要求。與實繳資本一樣,認繳資本同樣需要真實,雖然二者真實性的具體內容不同, 但其尋求的法律目標和價值取向卻是完全相同的。這既是民商法講求誠信、反對欺詐的誠實信用原則在資本制度中的體現,也是注冊資本在界定股東出資義務和責任方面所具有之法律效力的必然要求,同時,我國會計法所實行的可靠性原則和客觀性原則也是資本必須真實的重要法律依據。 
     虛報注冊資本行為的危害性是將其定性為資本違法行為的更實質的原因。 虛報資本的直接危害后果是注冊資本下的出資責任主體缺位,本來資本一經注冊,即意味著股東全額認繳,其全部出資義務即具體落實到特定股東名下,認繳資本雖然可以認而不繳,但并非永遠不繳,當資本需要繳納時,會有股東實際繳納或對此負責,尤其是在公司現有資產不足以清償其債務時,尚未繳納的資本會成為公司資產的重要來源和替補,使公司債權人的債權能夠真正獲得注冊資本范圍內的財產保障。然而,如果資本被虛報,意味著根本沒有人對該項資本的出資作出承諾,將來也無法追究任何特定主體對該項資本的出資責任,注冊資本會成為實際上的無頭之債。虛報注冊資本的進一步危害則是完全否定和破壞了注冊資本應有的資本信用。資本信用是公司資本所彰顯的公司經營能力和財產支付能力,是公司債權人得以受償的重要保障。雖然資本信用并非公司的主要信用,雖然公司資產對公司信用有著更為直接而重要的判斷價值,雖然我國公司法》理論和立法已經發生了從資本信用到資產信用的理念轉變,但不能由此而完全否定公司的資本信用 應該承認,資本依然反映了公司最初的原始的信用狀況,同時,在靜態的價值金額上,資本也部分地反映了公司一定的信用能力,另外,也不可否認,在資本維持原則之下,資本還通過無盈不分等具體規則制約著公司的分配行為,調控著公司資產的變動,從而也維系著公司一定的財產信用。公司注冊資本制度正是在合理肯定資本信用基礎上進行的理性設計,認繳資本制的采用同樣是以承認資本信用為前提的。 如果資本沒有了任何決定和彰顯公司信用的價值,如果資本成為不具任何實際效力的空洞數字,資本也就不需注冊登記,《公司法》也根本無需再保留注冊資本制度。將虛報注冊資本定為違法行為的效果和意義在于,通過違法責任的追究來減少和遏制虛報資本的行為,《公司法》第198條的規定正是這樣的立法設計。 依照該條規定,在虛報注冊資本情況下,對虛報注冊資本的公司,處以虛報注冊資本金額5%以上15%以下的罰款。雖然這樣比例的懲罰并不能完全填充資本被虛報形成的缺口,也很難補救因此對公司信用形成的傷害和對債權人造成的利益損失,但至少它會一定程度上減少和遏制虛報行為的發生,維護注冊資本應有的法律功能。當然在這一方面,現行立法也許存在著應予完善的缺漏,即這種罰款是否應當用于對債權人的賠償。同時,如果公司根本無力支付罰款時,是否應由虛報資本的行為人或經辦人承擔相應的責任。另外,對資本的虛報行為除行政罰款責任外,是否還應追究對此負有責任的行為人或經辦人以及存在過錯的公司股東的民事賠償責任。
    五、認繳資本制下的虛假出資和抽逃出資
    對虛假出資和抽逃出資行為違法性的否定是 《公司法》 改采完全認繳資本制后出現的一種甚有代表性的解讀和輿論,這種否定表面上似有道理,但實際上卻是完全不能成立的。虛報注冊資本導致認繳資本的虛假,虛假出資和抽逃出資則導致實繳資本的虛假, 它們都同樣背離了資本真實的法律要求。
     資本的真實既包括認繳資本的真實,更包括實繳資本的真實,后者在公司法理論和實務中的意義和作用更為突出。與虛假出資和抽逃出資行為對應的是實繳資本,它是股東向公司實際繳納、公司已經實際獲得的財產數額,實繳資本一經形成,既表明股東履行其出資義務的期限已到,也表明股東已經實際履行了其出資義務。如果事實相反或股東履行出資后又將財產取回,則構成股東的虛假出資或抽逃出資。 因此,虛假出資和抽逃出資是實繳資本語境下的違法行為。
   《公司法》盡管未明確規定實繳資本的概念,也未要求對實繳資本進行注冊登記, 但實繳資本對確定虛假出資和抽逃出資行為無疑有著不可忽缺的決定意義,它是認定虛假出資和抽逃出資行為的前提和基礎,沒有實繳資本,就無所謂出資的真假,不確定實繳資本,就無法認定出資的抽逃。即使在認繳資本制之下,實繳資本依然有著不能替代的法律價值。其一,作為股東向公司實際移轉的財產,它能夠更為直接地反映公司當時或曾經實際擁有的財產和能力。其二,作為股東實際履行的出資數額,它是確定股東是否享有某些股東權益的直接依據,在公司法上,一些股東權利并非依股東認繳的出資比例而是按其實際出資的比例享有,比如我國《公司法》規定,股利分配權、新股認購權、公司剩余財產分配權都是以股東實繳的出資比例行使,《公司法》也允許公司章程規定股東的表決權按實繳的出資比例行使;[7]“新《公司法》 在分紅、認購新增資本以及表決權再分配上,已透射了根據實際出資比例分配股東權利的思想”。[8]其三,實繳資本在公司財務會計上更具有特殊的意義,作為最基本的公司財務報告,公司資產負債表上記載的資本是實繳的資本, 而不是認繳的資本,在公司財務角度看來,登記注冊的認繳資本的財務價值要遠遜于未登記的實繳資本,因為它才是公司實際擁有和可支配的現實資產, 它更具有財務核算包括資本盈虧計算的價值。
    實繳資本更重要的法律效力在于它對于股東出資義務的免責和對公司獨立財產的界定。 實繳資本一經形成,意味著相應金額的出資義務已由股東履行,從此也就免除了股東在該金額范圍內的出資責任,換言之,此后即使公司資不抵債或不能支付到期債務, 都不可要求股東對公司債務再承擔責任,因為股東的有限責任,已隨實繳資本的形成而承擔完成。同時,實繳資本的形成也界定了公司獨立財產的范圍, 擁有獨立財產既是公司的基本法律特征,也是公司具有獨立法律人格的重要條件,而公司取得獨立財產的初始來源及其后的來源之一則是資本的實繳,實繳資本項下的財產雖然來源于股東,但一經出資,即成為公司獨立財產,[9]股東非基于公司經營需要或為公司利益而對該項財產的占有或處分, 則構成對公司財產的侵權行為。[10]
    無論是基于實繳資本對股東出資的免責效力,還是基于其對公司獨立財產的界定效力,都決定了實繳資本必須真實,如果股東虛假出資,必導致實繳資本的虛假,如此而免除股東的出資責任會導致極不公平的后果。如果股東出資后又抽逃,則不僅導致實繳資本的虛假,也構成對公司財產的侵權。因此,虛假出資和抽逃出資是完全缺少法律正當性和現實合理性的行為,其與現行資本法律秩序的沖突和違法性顯而易見。認繳資本制的實行并不否定和排斥實繳資本應有的價值和法律效力,不會減弱更不會消除虛假出資和抽逃出資行為的違法性。對虛假出資和抽逃出資行為的防范和遏制仍然是公司資本制度的重要目標和任務,對虛假出資和抽逃出資民事責任的追究依舊是公司、公司債權人及其他利害關系人維護和實現自身權益的有效途徑和救濟權利,《公司法》及其司法解釋為此而設定的一系列實體與程序規范及其裁判規則完全應該繼續適用并發揮其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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