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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資格確認案件的裁判尺度分析
時間:2015年03月30日信息來源:本站原創點擊:
 一、問題的提出
 
公司的注冊資本來源于股東對公司認繳的出資。雖然經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以下簡稱“《公司法》(2013年修訂)”)規定,在公司設立時股東只需認繳出資而無需實際繳納該出資,但是同時又規定股東應依章程規定按期足額地繳納其所認繳的出資(《公司法》第28條第1款),并不得抽逃該出資(《公司法》第35條)。可見,法律僅僅是在公司設立時不要求股東實際出資(《公司法》第29條),而公司的注冊資本始終是需要繳足的。
 
那么,實際出資與股東身份(我國理論界一般對“股東資格”與“股東身份”這兩個概念不作區別使用,多數均在“股東身份”這一意義上而使用“股東資格”一詞。并且這一作法對我國公司立法和司法實務造成了直接影響:《公司法》第76條、《民事案件案由規定》(2011年修訂)中第242項案由均表述為“股東資格”。
 
但是筆者認為,“股東資格”與“股東身份”分別為不同含義、在不同語境下使用的兩個概念,不應將其二者混淆,應當予以區分使用。因此,筆者在本文中均使用“股東身份”一詞)的獲得之間是何種聯系呢?或者說,實際出資能夠成為認定或否定股東身份的依據嗎?
 
下面我們將通過案例分別從正、反兩方面進行分析。
 
二、典型案例中的審判尺度
 
1.未出資或出資不足能否成為否定股東身份的依據
 
【案例一】張鳳奎與張鳳友、馮世溫、北京金盛泰工貿有限公司股權確認糾紛上訴案(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2009)二中民終字第17096號民事判決書):
 
在該案中,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以下簡稱“北京二中院”)論述道:“金盛泰公司是依法設立的有限責任公司,其股東與股東之間、股東與公司之間的權利義務應當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及金盛泰公司章程的規定調整。……工商檔案顯示金盛泰公司的注冊資金來源于股東出資,如果股東沒有實際出資或出資不足,可以要求股東補足,不應由此認定未實際出資或出資不足的股東沒有股東身份。張鳳奎關于馮世溫不是實際股東、金盛泰公司系非法設立的上訴主張沒有依據,本院不予采信。張鳳奎的上訴請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案例二】厲軍與余漢平等股東資格確認、侵權糾紛上訴案(甘肅省高級人民法院(2013)甘民二終字第152號民事判決書):
 
本案中,甘肅省高級人民法院(以下簡稱“甘肅高院”)認為:“關于余漢平、蘭州義烏公司等稱厲軍沒有對西寧義烏公司實際出資,不應享有股東資格的上訴理由,股東未足額繳納出資,其應承擔的是補足出資的責任和向其他足額出資股東承擔違約責任,并非直接否定其股東資格,二者屬不同的法律關系,故余漢平、蘭州義烏公司等的該上訴理由于法無據,本院不予采信。……”
 
2.實際出資能否成為確認股東身份的依據
 
【案例三】吳成彬與浙江中紡騰龍投資有限公司等股東資格確認糾紛上訴案(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2013)浙商終字第22號民事判決書):
 
本案的終審法院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以下簡稱“浙江高院”)認為:“……實際出資人若要實現隱名股東顯名化,須經公司其他股東半數以上同意。因此,即使吳成彬系實際出資人,但在獨立法人祥瑞公司、投資公司和吳文宏在一、二審中均不同意吳成彬成為中紡騰龍公司顯名股東,中紡網絡公司二審亦答辯要求駁回上訴的情形下,吳成彬提出確認以中紡網絡公司名義持有的中紡騰龍公司股權中75%股權屬吳成彬所有、將隱名出資實名化的上訴請求和理由不符合法律規定,本院不予支持。……”
 
三、結論及法理分析
 
通過【案例一】與【案例二】中終審法院的判決,我們可以看到雖然兩份判決時隔四年、出具機構分屬不同地區,但是判決的邏輯和得出的結論如出一轍,即:股東身份是通過其他證據來進行識別和確認的,未出資或出資不足產生的是補足出資責任以及向其他足額出資的股東所承擔的違約責任,并不因此否定其股東身份。
 
上述兩份判決均出具于《公司法》(2013年修訂)公布之前。《公司法》(2013年修訂)公布之后,看似這個問題只解決了一半:在公司設立時,股東只需認繳出資而不必實際繳納出資。可是,當公司章程所規定的股東繳納出資的期限到期之后,股東仍未繳納或未完全繳納出資的,能否據此否定其股東身份呢?其實,對該問題《公司法》從誕生之日就早已給出了答案,即:股東不按照前款規定繳納出資的,不但要向公司足額繳納外,還應當向已按期足額繳納出資的股東承擔違約責任。(《公司法》(1993年)和《公司法》(1999年修訂)及《公司法》(2004年修訂)的第25條第2款(但并未規定補足責任)、《公司法》(2005年修訂)和《公司法》(2013年修訂)的第28條第2款。)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若干問題的規定(三)》(以下簡稱“《公司法司法解釋(三)》”)第17條第1款則又多提供了一種解決方案:公司可以股東會決議解除該股東的股東資格(注:即本文所稱的股東身份)。因此,當發生股東未實際出資或出資不足的情況時,只要公司未解除該股東的股東身份,其仍然是公司的股東,但會因此產生補足出資和向其他足額出資的股東承擔違約的責任。
 
【案例三】是一個典型的隱名股東意圖顯名的案件。在該案件中,即便隱名股東實際繳納了出資、顯名股東也承認這種股權代持關系,審判機關最終也不認可該隱名股東為公司的股東。當然,這里面還存在著一個《公司法司法解釋(三)》第24條第3款所規定的隱名股東顯名的條件,即:“公司其他股東半數以上同意”。但是,為什么要有這種規定、其內在邏輯是什么呢?其實,在這里“公司其他股東半數以上同意”代表的是公司意志。要成為股東,一定是要被公司承認為股東;否則,即便已經實際繳納了出資,那么也只能根據代持股協議等合同(《公司法司法解釋(三)》第24條第1款)享受類似證券持有人所應獲得的權益(如股權增值、分紅等)。因此,該邏輯就應該是:首先要被公司承認為股東,爾后基于其股東身份才產生的出資義務;否則,即便已經實際出資了,在公司認可之前其也不是股東。
 
上述邏輯顯然采取的是形式標準。目前,各國公司法及有關理論對于公司股東身份的確認主要有兩種標準,即實質標準與形式標準。實質標準要求股東必須履行出資行為,股東身份的取得是以其出資為基礎的;而形式標準則強調股東必須被記載于股東名冊、公司章程及工商登記等形式要件中,只有滿足了上述記載才是股東。可見,實質標準強調股東對公司的出資;而形式標準則強調股東與公司之間的關聯。
 
其實,實質標準存在著一些難以克服的弊端:由于該標準強調股東的出資,那么對于繼受取得股權或者無對價取得股權的情況,造成了判斷上的困難。隨著理財手段的創新,機構投資者的出現,信托方式或間接持股就成了一個難以判斷和識別的問題。例如,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證券投資基金法》第2條規定:“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通過公開發售基金份額募集證券投資基金(以下簡稱基金),由基金管理人管理,基金托管人托管,為基金份額持有人的利益,以資產組合方式進行證券投資活動,適用本法;本法未規定的,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信托法》、《中華人民共和國證券法》和其他有關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出資人與持股人不是同一主體,何者才是股東?同樣,實質標準也解決不了【案例三】中在隱名出資的情況下,何者才是股東的問題!
 
實質標準之所以重視出資,“投資者即為股東,與‘誰投資、誰所有’的觀念一脈相承,都來自于對實踐經驗的慣性解讀。”(葉林著:《公司法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82頁。)在1993年《公司法》頒布實施以前,我國的企業法人登記和統計等工作都參考企業經濟性質的分類標準,將企業法人分為國營企業、集體企業、私營企業、聯營企業等。雖然這些企業法人均為民事主體,但是國家僅因為其所有制性質的不同,在登記、市場準入、市場監督、稅收管理等方面采取了不同的政策,使得不同所有制企業在地位上存在差異。在這種情況下,有些投資者為了規避國家管制,獲得優惠待遇,便設立所有權性質名不副實的企業法人。自20世紀80年代末開始,為了推進傳統企業向現代化企業轉型,也為了實現企業產權關系清晰化和明確化,政府開始依照“誰出資、誰所有”的原則確認企業產權的經濟性質。1991年國家國有資產管理局、財政部、國家工商局公布的《關于〈企業國有資產所有權界定暫行規定〉的說明》指出,“在所有權界定中,不應以企業法人登記的經濟性質來界定資產性質,而要追溯企業初始投資的資金來源,按各種經濟成分‘誰投資、誰收益’的原則確定。”在1993年《公司法》頒布實施后,由于存在大量的“掛靠”的集體企業,為了清理甄別這些“掛靠”集體企業,依然延續了“誰投資、誰所有”的處理原則。可見,該原則是與當時企業經濟性質混亂、產權關系模糊不清的特定歷史時期有關的,是用來解決出現在非公司制企業中的混亂產權關系的一項政策措施。不能將該政策措施延續使用到公司中,更不能隨意擴張其適用范圍,將其適用于確認公司的股東身份。(葉林著:《公司法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82~86頁。) 
 事實上,出資也不可能成為認定股東身份的依據。首先,公司的注冊資本實際上是原始股東(認繳)出資的加總。因此嚴格上來說只是原始股東在出資,繼受股東并未向公司出資。以股權轉讓為例,受讓人向出讓人支付股權轉讓款作為獲得相應股權的對價,經公司認可后獲得股東身份。在整個過程中,并未體現出受讓人有對公司出資。第一,實際上原始股東的出資只不過就是其換取股權的對價而已,其“將出資財產出售給公司并換取公司交付的股權”。(葉林著:《公司法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78頁。)當其將該股權出讓時,受讓人再向其支付對價而獲得此股權。此過程與買賣無異,原始股東就是一手買受人,而受讓人則是二手買受人。若依“股東享有股權應以實際出資為前提”(石少俠:《淺談股權的確認》,載王保樹主編:《實踐中的公司法》,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第23~26頁。)的觀點,就如同在二手買受人從一手買受人處購入標的股權后,則變成了在一手買賣關系中是二手買受人向公司支付的對價!這是不符合邏輯的!更何況還可能是三手買受人、四手買受人甚至是第一百手買受人。第二,由于股東轉讓股權時看重的是公司的凈資產和投資前景,而非其原始出資額,因此股權溢價出讓的情況非常普遍。例如:A在某公司出資10萬元人民幣,現A將以該10萬元出資所換取的股權作價15萬出讓給了B。那么,B到底是出了多少資呢?實際上B的“出資”為15萬,其“出資”的對象為A。無論如何也無法得出B向公司出資10萬的結論。第三,對于繼承取得股權、獲贈取得股權的股東而言,其獲得該股權完全是沒有對價的,實屬純獲益。最后,《公司法》(2013修訂)的變化使得今后股東在出讓股權時,其對于公司的出資仍停留在認繳的狀態、還沒來得及向公司出資。那又何謂其向公司“出資”了呢?筆者認為,其實長期以來,之所以在繼受股東是否對公司出資這個問題上一直產生困擾,其原因還源于我們對“出資”概念的理解偏差和誤用。從原始股東的角度看,出資實為其獲得股權的對價;而從公司的角度看,出資則構成了公司的股權資本。所以,該“資”實際上是“出”給了公司、是屬于公司的,而原始股東則擁有以“資”換取的股權。股東擁有的只能是股權。因而,在發生股權轉讓時,現有股東出讓的、繼受股東受讓的,也只能是股權而不能是出資。但是,在很長一段時間里,無論是在理論界還是在公司立法中,卻均使用“出資”來表達“股權”的含義。例如:有學者認為出資是與股份對應的概念,是在有限責任公司中使用。(史際春主編:《公司法教程》,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136頁。)1993年《公司法》第35條、第36條均規定了股東對其出資的轉讓。雖然這種情況在2005年后有所改觀,《公司法》糾正了上述誤用,在第三章中明確使用了“股權轉讓”的表述,這至少在概念上確認了繼受股東受讓的是股權而非出資。但是,這種糾正并不徹底,通篇仍在不同地方充斥著“出資比例”、“實繳的出資比例”這些與股權似是而非的概念。加之1993年《公司法》十余年的深遠影響,“轉讓出資”、“受讓出資”的理念不但烙印在了人們的腦海中,而且已經深深地扎根于人們的心中!人們不會覺得“出資”與“股權”這兩個概念有任何本質區別,只會認為“股權”不過是對“出資”的另外一種表述而已。實踐中,在工商行政管理機關備案的股權轉讓協議或股權交割證明中,仍將此表述為“出資”的不乏其例。所以,既然“受讓出資”的理念如此深入人心,那么繼受股東也是基于對公司的出資而取得股東身份的思維慣性,就不難理解了。其次,原始股東對公司的出資也不“實際”。在公司設立之初,原始股東只需認繳出資而無需實際繳納,但是股東身份卻自公司成立之時即可獲得。加之,待公司章程規定實際繳納出資之期限屆滿,股東未出資或出資不足而導致的一系列責任和由此賦予公司得解除其股東身份的權利,均可反向推斷出未出資或出資不足并不影響股東身份的認定。
 
據此,無論是理論上、法律上、實務上甚至是事實上,出資都不能成為認定股東身份的依據。
 
最后,讓我們再通過深圳市啟迪信息技術有限公司與鄭州國華投資有限公司、開封市豫信企業管理咨詢有限公司、珠海科美教育投資有限公司股權確認糾紛案(最高人民法院(2011)民提字第6號民事判決書),去體會最高人民法院(以下簡稱“最高院”)對于出資與股東身份之間關系所持的更加開放、秉持意思自治理念以及突破股東的繳納義務的觀點:
 
“股東認繳的注冊資本是構成公司資本的基礎,但公司的有效經營有時還需要其他條件或資源,因此,在注冊資本符合法定要求的情況下,我國法律并未禁止股東內部對各自的實際出資數額和占有股權比例做出約定,這樣的約定并不影響公司資本對公司債權擔保等對基本功能實現,并非規避法律的行為,應屬于公司股東意思自治的范疇。……根據上述內容,啟迪公司、國華公司、豫信公司約定對科美投資公司的全部注冊資本由國華公司投入,而各股東分別占有科美投資公司約定份額的股權,對公司盈利分配也做出特別約定。這是各方對各自掌握的經營資源、投入成本及預期收入進行綜合判斷的結果,是各方當事人的真實意思表示,并未損害他人的利益,不違反法律和行政法規的規定,屬有效約定,當事人應按照約定履行。……”
 
可見,最高院不但確立了未出資不會影響股東身份認定的審判規則,而且還認可了股東可基于意思自治原則將自己的出資義務全部“轉嫁”給其他股東這一做法的合法性。筆者認為,最高院的上述判決從某種角度看甚至已然突破了股東必須繳納出資之義務。至少從個體上來講,股東一方甚至是幾方可以不必繳納出資,而全部注冊資本均由其他股東繳納。這樣一來,最高院也通過本案否定了以實際出資作為依據來識別股東身份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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