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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定違約金過高相關問題的認定及處理
時間:2015年02月10日信息來源:本站原創點擊:
    《合同法》(19991001)第一百一十四條第二款規定:“約定的違約金低于造成的損失的,當事人可以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予以增加;約定的違約金過分高于造成的損失的,當事人可以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予以適當減少。”該條款明確賦予了法院對當事人雙方自行約定違約金進行適當干預的權利。

  最高人民法院奚曉明副院長在2007年5月全國民商事審判工作會議上指出,違約金系以賠償非違約方的損失為主要功能,而非旨在嚴厲懲罰違約方。因此,若任由當事人約定過高的違約金且以意思自治為由而不得干預,在有些情況下,無異于鼓勵當事人通過不正當地方式獲取暴利。{1}由此可見,不能為了促使合同雙方誠信守約而放任高額的違約金約定,使得原本守約的一方為獲得高額的違約金卻違背了基本的誠信、公平原則。

  尤其近年來,伴隨國內外經濟形勢的變化,合同違約現象日趨嚴重,合同雙方往往通過嚴苛的違約金條款來規避可能的經濟風險,但高額違約金并未達到鼓勵市場交易和誠信履約的目的,卻出現了大量企業為避免高額賠償而選擇各種方式逃廢債務、放棄生產經營的現象,這嚴重影響了正常的社會經濟秩序。

  因此,關于合同當事人約定違約金過高相關問題的認定及處理,成為司法理論及實務界進一步研究探討的課題,在一些焦點問題上,最高人民法院先后也存有不同的觀點和處理方式。

  一、未經合同當事人主動請求,法院是否有權調整當事人約定的違約金

  第一種觀點較為嚴格,依據《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條第二款的規定,必須基于當事人的主動請求,法院才能進行裁量和調整,法院不能依職權主動調整。

  該觀點認為,鑒于各方當事人對違約金的情況并未持有異議,人民法院應當首先考慮維護當事人意思自治,而不必過多強調依據司法解釋進行調整。司法解釋也無非規定違約金標準不宜高于多少或者低于多少,并非嚴格禁止高于多少或者嚴格禁止低于多少,只是作為一種倡導性條款。因此,對于違約金計算標準的認定,應當以當事人是否對合同約定的相關內容提出異議為調整依據。

  奚曉明主編、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審判第一庭編:《民事審判指導與參考》2007年第2集(總第30集)登載的最高人民法院(2004)民一終字第112號民事判決書(武漢建工第三建筑有限公司與武漢天恒置業有限責任公司建筑安裝龔恒施工合同糾紛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認為:根據合同法第114條的規定,人民法院不能主動酌減違約金。人民法院酌減違約金,必須以當事人申請作為前提。也就是說,只有在當事人提出減少違約金數額的情況下,人民法院才能考慮是否根據造成的損失酌減違約金。這主要是因為合同關系是當事人之間的利益關系,即使違約金過高而當事人自愿接收,因為不涉及社會公共利益、國家利益和他人利益,所以沒有必要對此進行主動干預。{2}

  《最高人民法院公報》2008年第3期(總第137期)登載的最高人民法院(2007)民一終字第62號民事判決書(山西嘉和泰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與太原重型機械(集團)有限公司土地使用權轉讓合同糾紛案)中,最高人民法院就認為:對于當事人在合同中約定的違約金數額,只有在當事人請求調整、且合同中約定的違約金數額確實低于或者過分高于違約行為給當事人造成的損失時,人民法院才能進行調整。{3}

  第二種觀點則認為以當事人明確申請調整違約金為條件過于嚴苛,合同違約方雖未提出違約金過高,但始終堅持未違約,應視為對守約方主張的違約金賠償數額提出了抗辯,法院視情況可以主動調整違約金。

  奚曉明主編、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審判第一庭編:《民事審判指導與參考》2010年第1集(總第41集)登載的最高人民法院(2009)民提字第42號(天津萬利成實業發展有限公司與內蒙古鐵騎防止有限責任公司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糾紛再審案)中,最高人民法院即持這一觀點:當事人堅持自己未違約,其目的是抵消、動搖或者吞并對方的違約金請求權,此種情況下,如果當事人固守其未違約的主張,從邏輯上看,其認為自己不應支付違約金。因此,無論法院判定其應支付多少違約金,其均會認為違約金過高,法院如果機械地認為當事人未主張違約金過高,就不能調整違約金,則可能造成事實上的不公平。{4}因此,法院可以對雙方約定過高的違約金主動進行調整。

  第三種觀點較為折中,即一般情況下,當事人未請求調整的,法院不宜依職權主動裁量。但在雙方約定的違約金標準失衡的情況下,法院可以對雙方當事人進行釋明,由雙方對違約金標準是否過高進行舉證,最終由法院做出認定和裁量。

  在上述奚曉明主編、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審判第一庭編:《民事審判指導與參考》2007年第2集(總第30集)登載的最高人民法院(2004)民一終字第112號民事判決書(武漢建工第三建筑有限公司與武漢天恒置業有限責任公司建筑安裝龔恒施工合同糾紛案中),最高人民法院在明確非經當事人申請人民法院不得主動調整違約金的同時亦提出:違約方不承認違約,而我們經審理根據案件的證據認為,違約方的確存在違約,應該賠償非違約方的損失,但合同違約的違約金的確“過分”高于造成的損失。在此情況下,應該先進行合議。如果合議庭認為合同約定的違約金的確“過分”高于造成的損失,就應該行使釋明權,明確告知違約方違約,必須承擔違約金責任。如果合議庭不行使釋明權,案件的處理結果就可能顯失公正,社會效果不好,很可能達不到案結事了的目的。{5}

  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當前形勢下審理民商事合同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指導意見》中也指出,為減輕當事人訴累,妥當解決違約金糾紛,違約方以合同不成立、合同未生效、合同無效或者不構成違約進行免責抗辯而未提出違約金調整請求的,人民法院可以就當事人是否需要主張違約金過高問題進行釋明。人民法院要正確確定舉證責任,違約方對于違約金約定過高的主張承擔舉證責任,非違約方主張違約金約定合理的,亦應提供相應的證據。

  目前,最高人民法院傾向性意見亦認為:合同體現了當事人的意思自治,合同自由是合同法的原則之一。在當事人未主動請求調整的情況下,法院不宜依職權主動裁量。但法院在審理過程中,如果認為雙方當事人違約責任的約定顯著失衡,人民法院可以就當事人是否需要主張違約金過高問題進行釋明,根據雙方當事人的態度和舉證來決定是否進行調整,并視情況進行認定和裁量。一來合理分配關于違約金標準是否過高的舉證責任,做到程序公正;二來也有利于維護實體公正和誠信原則。

  二、認定違約金標準是否過高應以違約造成的損失為衡量基準,但損失的范圍應如何界定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二)》第二十九條第一款規定,當事人主張約定的違約金過高請求予以適當減少的,人民法院應當以實際損失為基礎,兼顧合同的履行情況、當事人的過錯程度以及預期利益等綜合因素,根據公平原則和誠實信用原則予以衡量,并作出裁決;第二款規定,當事人約定的違約金超過造成損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認定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條第二款規定的“過分高于造成的損失”。

  該司法解釋確定了以違約造成的損失作為認定違約金標準是否過高的主要依據,那么“違約造成的損失”是否僅以非違約方遭受的實際損失進行衡量,還是在此基礎上,還包括可得利益的損失呢?

  首先,從上述司法解釋本身可以看出,認定違約金是否過高,在以實際損失為基礎之上,還應考慮預期利益因素。因此,該違約損失不應僅限定在實際損失范圍內。

  其次,在違約損害賠償方面,我國《合同法》確立了完全賠償原則,《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條規定的損失既包括實際損失,也包括可得利益的損失。對可得利益的賠償額根據可預見性規則、減輕損害規則、損益相抵規則、過失相抵原則等限制性規則確定損失賠償額。{6}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傾向性意見認為,如果在調整違約金數額時,只考慮實際損失,那么在承擔違約金以后,又不承擔損失賠償責任,則對非違約方損失的補償是不完全的。違約金的調整標準也應當包括可得利益的損失。只有在賠償的標準即損失包括可得利益的損失的情況下,才能使非違約方因違約金責任的承擔,達到合同如同完全被履行時一樣。{7}

  奚曉明主編、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審判第二庭編:《商事審判指導》2010年第1輯(總第21輯)登載的(2009)民提字第45號民事判決(雷彥杰與鞠自全、鞠炳輝股權轉讓糾紛再審案)中,最高人民法院即認為:根據《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二條的規定,賠償損失與其他違約責任方式可以并用。而該法第一百一十三條中規定的“合同履行后可以獲得的利益”既包括直接損失,亦包括間接損失,且應當是以違約方可預見為前提。{8}

  綜上,認定違約金標準是否過高,以超過造成守約方損失的百分之三十為依據,該損失包括實際損失和可得利益損失。

  關于可得利益損失的確定,當事人對損失數額計算方法沒有約定的,法院可以比照守約當事人相同條件下所獲取的利益來確定,或者根據公平原則、誠實信用原則以及合同的履行情況確定。一般說來,確定可得利益的基本出發點是基于守約方的損失(純利潤)而不是違約方的收益;必須堅持誠實信用原則,考慮到守約方本身的實際情況,包括贏利能力、客觀條件等。對于違約方的可預見標準,可以正常的商業判斷為標準,即正常人在了解締約時的特殊情況后應該合理預見到的因違約而導致的損害后果。同時,違約方的身份、違約方對特別情事的實際了解程度、守約方的身份、標的物的性質和用途、守約方支付價款的多少等因素在適用可預見規則時要引起重視。

  三、如果守約一方不能提供充分證據證明違約方給其造成的損失具體數額,法院應該如何認定違約金標準是否過高,以及如何進行適當調整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當前形勢下審理民商事合同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指導意見》指出,人民法院根據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條第二款調整過高違約金時,應當根據案件的具體情形,以違約造成的損失為基準,綜合衡量合同履行程度、當事人的過錯、預期利益、當事人締約地位強弱、是否適用格式合同或條款等多項因素,根據公平原則和誠實信用原則予以綜合權衡,避免簡單地采用固定比例等“一刀切”的做法,防止機械司法而可能造成的實質不公平。

  但如果當事人無法提供證據證明違約損失的具體數額,法院該如何作出認定和調整呢?

  第一種觀點認為,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審理借貸案件的若干意見》中“民間借貸的利率可以適當高于銀行的利率,但最高不得超過銀行同類貸款利率的四倍”之規定,如果雙方約定的違約金標準高于銀行同類貸款利率的四倍,則應認定為“過高”,應至少調整至法律所允許的四倍范圍內。

  第二種觀點認為,當事人約定的違約金標準不應超過銀行同期逾期貸款利率,該逾期貸款利率即帶有罰息性質,足以體現違約金的一般懲罰性功能。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電話費逾期未交違約金如何計算問題的復函》(最高人民法院,19980112)也曾明確,電話用戶與郵電部門之間存在著一定的合同關系。用戶未能按期交付電話費系違約行為,應支付一定的違約金。在國家對此未制定新的收費標準前,該違約金的給付標準,可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法復(1996)7號《關于逾期付款違約金應當依據何種標準計算問題的批復》執行,即按照逾期付款金額每日萬分之五計算。

  歷史上,銀行逾期貸款利率調整如下:

  1、1995年7月1日,規定逾期貸款利率為日萬分之四至六——1995年8月18日銀發(1995)237號《關于調整貸款利率后有關計息辦法的通知》;

  2、1996年5月1日,逾期貸款利率從日萬分之四至六調整為日萬分之四——1996年5月2日銀發(1996)156號《中國人民銀行關于降低金融機構存、貸款利率的通知》;

  3、1998年12月7日,逾期貸款利率從日萬分之四調整為日萬分之三——1998年12月5日銀發(1998)586號《關于降低存、貸款利率的通知》;

  4、1999年6月10日,逾期貸款利率從日萬分之三調整為日萬分之二點一(折年率7.56%)——1999年6月9日銀發(1999)192號《中國人民銀行關于降低存、貸款利率的通知》;

  5、2004年1月1日,逾期貸款利率從日萬分之二點一調整為在借款合同載明的貸款利率水平上加收30%-50%——2003年12月10日銀發(2003)251號《中國人民銀行關于人民幣貸款利率有關問題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公報》2005年第1期(總第99期)登載的最高人民法院(2003)民一終字第40號民事判決書(北沙坡村村委會訴西安市高新技術產業開發東區管委會等拖欠征地款糾紛案)中,最高人民法院就認為:北沙坡村委會沒有提供有效證據證明其因碑林科技園逾期付款造成的損失超出同期貸款利息損失。按照雙方在《征地協議》中約定日千分之二標準計算違約金數額,無論雙方如何主張,均過分高于按照中國人民銀行規定的同期同類貸款利率計算該部分逾期付款的利息。最終,判令碑林科技園按照中國人民銀行公布的同期逾期付款利率標準,向北沙坡村委會支付違約金。{9}

  第三種觀點則認為,違約方向守約方支付的違約金數額不應超過其依據合同約定應向守約方支付的合同價款本金,如該違約金標準超過應付合同價款的一倍,應認定為“過高”而予以調整。

  蘇澤林主編、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庭編:《立案工作指導》2010年第2輯(總第25輯)登載的(2009)民申字第722號駁回再審申請民事裁定(封開縣金裝河生黃金開采有限公司、聶河生與廣東國邦投資公司合同糾紛申請再審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認為雙方當事人均屬企業法人,具有相當的判斷和抗風險能力,其自愿約定的按每日千分之五收取違約金應是雙方真實意思表示,該約定顯然含有確保按時還款及違約方自愿接受違約懲罰的意思表示。但按每日千分之五收取違約金,折合年利率為182.5%,相當于同期銀行貸款利率的30倍,該約定明顯過高。依照《合同法》第114條第2款的規定,對違約金予以調整并無不當。根據當事人在協議中的意思表示及為避免違約方支付過高違約金,酌情將違約金調整為總額不超過應償還的本金。{10}

  綜上所述,如果守約一方不能提供充分證據證明違約方給其造成的損失具體數額,法院認定違約金是否過高以及做出怎樣的調整,具有較大的自由裁量權,個案的認定及處理并不完全相同。但總體上來說,應體現基本的公平與正義,不應鼓勵合同當事人通過違約金約定獲得暴利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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