歡迎光臨南京企業法律服務網!
設為主頁|收藏本站|   致力于南京法律服務第一品牌
法律咨詢服務
外商投資的公司適用公司法問題研究
時間:2015年01月18日信息來源:本站原創點擊:
    外商投資企業法規定外商投資企業可以采取公司形式。[1]由此,外商投資的公司成為公司法與外商投資企業法的“連結點”,也成為外商投資企業法與公司法沖突的顯微點。近年來,由于國內外利用外資的形勢發生了較大變化,外商投資企業法的修訂已經成為理論界和實務界的一個重要議題,其中外商投資企業法和公司法的關系問題是爭論的焦點之一。尤其是自大幅修訂的公司法于2006年實施以來,“年久失修”的外商投資企業法與公司法的沖突加劇,外商投資的公司適用公司法的問題日益凸顯,已成為司法實踐中的一個難題。
  一、外商投資的公司適用公司法的問題
  外商投資的公司與內資公司的雙軌制以及外商投資企業法與公司法的并行是中國現行公司制度的一大特點。從法理上講,外商投資企業法和公司法是一般法和特別法的關系,外商投資企業法作為特別形式的企業立法,本應在公司法頒布之后進行。由于歷史和客觀的原因,我國外商投資企業法早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就已產生[2],經過三十幾年的發展已形成相對獨立完善的體系,而作為外商投資企業法基礎和前提的公司法直到1993年才頒布{1}。外商投資企業法和公司法頒布的前后倒置,必然導致兩者在某些共同的問題上出現一些差異性的規定,主要表現在如下方面:
  (一)注冊資本及減資
  公司法2005年修訂后,已允許公司注冊資本分期繳付,其與外商投資企業法在注冊資本方面的最大分歧已經消除,但兩者仍然存在一些差別:(1)最低注冊資本。公司法對有限責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注冊資本明確規定了3萬元和500萬元的最低限額。而外商投資企業法對有限責任公司的注冊資本沒有最低限額的要求,《關于設立外商投資股份公司若干問題的暫行規定》則規定外商投資的股份有限公司的最低注冊資本不低于3000萬元人民幣。(2)公司法原則上允許公司在經營期內依法減少注冊資本,并對公司減少注冊資本的基本程序作出了明確規定。而外商投資企業法原則上是禁止減少注冊資本的。對此,《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實施條例》第22條明確規定,合營企業在合營期限內不得減少其注冊資本。《外資企業法實施細則》第22條也作出了同樣規定。雖然1995年9月4日頒布的《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實施細則》對減資有所松動,但基本還是保持了禁止的態度。[3]
  (二)出資方式及出資期限
  公司法與外商投資企業法對于出資的規定具有一定的差異:(1)公司法規定的出資方式比較廣泛,除貨幣、實物、知識產權、土地使用權外,股東可用任何可以貨幣估價并可以依法轉讓的非貨幣財產作價出資;以非貨幣財產出資的,必須進行評估作價,折合成資本。外商投資企業法規定的出資方式則相對狹窄,僅包括貨幣、實物、工業產權、非專利技術、土地使用權,且未規定非貨幣出資必須作價折合成資本。(2)在出資期限方面,公司法的規定與外商投資企業法具有三點差異:一是首期出資的比例和繳付期限。公司法要求在公司成立前,至少需要20%的注冊資本實繳到位。《中外合資經營企業合營各方出資的若干規定》及《外資企業法實施細則》則規定,第一期出資不得少于外國投資者認繳出資額的15%,應當在營業執照簽發之日起3個月內或90日內繳清。二是剩余出資的繳付期限。公司法規定,除首期出資以外,其余部分出資由股東自公司成立之日起兩年內繳足。而《外資企業法實施細則》第30條規定,最后一期出資應當在營業執照簽發之日起3年內繳清。三是投資性公司的出資期限。對投資性公司的出資。公司法的規定是“可以在5年內繳足”,商務部頒發的《關于外商投資舉辦投資性公司的規定》則規定,外商投資設立的投資性公司的出資應在營業執照簽發之日起2年內全部繳清。
  (三)股權轉讓制度
  公司法與外商投資企業法在股權轉讓制度方面具有如下差異:(1)股權轉讓的條件不同。公司法第72條規定,有限責任公司的股東向股東以外的人轉讓股權只需由其他股東過半數通過。可見,公司法關于股權轉讓的規定比較寬松,賦予了股東更大的自治空間。外商投資企業法對投資者(股東)轉讓其出資額(股權)的規定比公司法嚴格很多,如《中外合資企業法實施條例》第23條規定:“合營一方如向第三者轉讓其全部或部分出資額須經合營他方同意,并經審批機關批準。《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的規定與《中外合資企業法實施條例》基本一致。(2)對于其他股東不同意轉讓的規定不同。對此,公司法的規定比較明確,即“不同意轉讓的股東應購買該轉讓的股權;不購買的,視為同意轉讓。”外商投資企業法對此類情況沒有規定。(3)優先購買權的行使對轉讓人與第三人簽訂的股權轉讓合同的效力的影響不同。對此,《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實施條例》采取了無效說,即“合營一方向第三者轉讓出資額的條件,不得比向合營他方轉讓的條件優惠。違反上述規定的,轉讓無效。”公司法則未作具體規定。
  (四)公司治理結構及其運行機制
  公司法與外商投資企業法規定的公司治理結構及其運行機制具有較大的不同:(1)在公司治理結構方面,公司法要求設立股東會并在其下設董事會(或執行董事)和監事會(或1-2名監事)兩個互不隸屬的平行機構,同時對三者的權利、義務和責任作出明確規定,以求達到合理分工、各司其職和分權制衡的效果。與此相反,外商投資企業法不要求外商投資的公司單設股東會和監事會,將公司的所有權、經營權和監察權集于董事會一身,董事會是公司的最高權力機構,決定公司的一切重大問題;[4](2)在公司治理結構的運行機制方面,公司法與外商投資企業法在議事規程和董事任免、任期等方面存在諸多不同之處。在議事規程上,外商投資企業法一般采用“人數多數決”的作法,并較多地采用“全部一致通過原則”,這與公司法的“資本多數決”的一般作法相悖;對于出席董事會會議的法定人數,外商投資企業法要求董事會會議應有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方能舉行,[5]而公司法對出席有限責任公司董事會議的法定人數沒有規定,僅要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會議應由二分之一以上的董事出席方可舉行;對董事的任免,外商投資企業法規定,由合營和合作各方委派和撤換,公司法的規定則是由股東會選舉和更換董事;對于董事的任期,外商投資企業法規定的是4年,公司法則規定為3年。
  由于公司法與外商投資企業法的諸多差異,我國事實上存在特征不同、相對獨立運行的內資公司和外資公司,兩者雖然都冠以公司的稱謂,但它們之間存在相當大的差別,正是這些差別引發了公司法和外商投資企業法的沖突,成為外商投資的公司適用公司法問題的根源。
  二、公司法第218條解釋的悖論
  對于外商投資的公司適用公司法的問題,公司法第218條確立了一項法律適用原則,即外商投資的公司適用公司法;有關外商投資的法律另有規定的,適用其規定。從表面上看,該條依據特別法優于一般法的基本理論,理順了外商投資企業法和公司法之間的關系,兩者之間的沖突也貌似得以解決。實際上,這種矛盾解決方式只看到了矛盾的普遍性,而沒能注意到矛盾的特殊性,不分情況全面肯定外商投資企業法的規定,而排除公司法中的規定,從某種意義上把公司法變成了內資公司法,也把大量問題拋給了實踐,其合理性值得商榷。{2}
  學界對公司法第218條的最大分歧在于該條中外商投資的“法律”的理解,有兩種針鋒相對的觀點:一是狹義說。該說以限縮性的解釋為基礎,將外商投資的“法律”理解為狹義的法律,即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或其常務委員會制定的法律文件,包括《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和《外資企業法》。[6]二是廣義說。該說以擴張性的解釋為基礎,將外商投資的“法律”理解為包括狹義的法律以及行政法規、部門規章等規范性文件的總稱。
  按照通常的理解,狹義說的觀點具有更充足的理由:首先,從立法用語的使用來看,公司法是將“法律”與其他規范如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等區別使用的。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商務部、海關總署、國家外匯管理局2006年聯合頒布的《關于外商投資的公司審批登記管理法律適用若干問題的執行意見》也采納了狹義說的觀點。[7]其次,從理論上講,特別法優于一般法的適用前提是兩者是同位法,不同位階的法不存在特別法優于一般法。公司法是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的,其位階高于有關外商投資的行政法規、部門規章等規范性文件。因此,當有關外商投資的行政法規、部門規章與公司法存在沖突時,根據上位法優于下位法的原理,應優先適用公司法的規定。再次,從立法現狀來看,公司法1993年頒布以來,歷經三次修改,已經達到相當高的水平。而外商投資企業法30年來基本上沒有什么大的變化,早已年久失修。因此,從解釋論的角度來看,當外商投資企業法與公司法的規定不一致時,要盡可能地縮小外商投資企業法的適用余地。
  雖然狹義說對《公司法》第218條的解釋在理論上是能夠成立的,但是,在實踐中,還必須考慮到我國外商投資企業法的一個特點,即由于三部外資法制定時立法條件和立法技術不夠成熟[8],其內容只限于對一部分基本問題的原則性規定,而對于整個外商投資法律體系的建構和實施而言必不可缺的一些基本問題和大量具體的制度設計并沒有寫入三部外資法。這導致三部外資法的內容本身具有不完整性:一方面,像企業的資本制度、組織機構和解散清算這些重要問題都缺乏規定;另一方面,既有的規定過于原則,如何實施并不明確,這兩方面的不完整性決定了三部外資法必須依靠后續的大量行政法規和部門規章的補充規定。才能構成一部比較完整的企業組織法。{3}例如,公司法2005年修訂之前,公司法及三部外資法都沒有規定外商投資的股份有限公司,外商投資的股份有限公司設立和存續的法律依據是原外經貿部于1995年頒布《關于設立外商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若干問題的暫行規定》。盡管理論界和有關部門對該暫行規定的立法依據存在質疑,但不可否認的是該規定在解決法律空白、創設外商投資股份公司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公司法2005年修訂之后,該暫行規定在規范外商投資的股份有限公司方面仍發揮著積極作用。因此,在實踐中,有關外商投資的行政法規、部門規章等規范性文件仍然具有適用的必要。
  可見,公司法第218條的解釋是一個悖論,如果按照狹義說,此處的法律僅指《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和《外資企業法》,有關這三部外資法的大量行政法規、部門規章等規范性法律文件都沒有辦法獲得適用,這不僅使公司法第218條“有關外商投資的法律另有規定的,適用其規定”的表述成為一句空話,而且將導致外商投資的管理部門的不少工作失去依據,外商投資的管理秩序也必然難以保障。但如果按照廣義說,此處的法律包括有關外商投資的行政法規、部門規章等規范性法律文件,這樣的解釋不僅法理上講不通,而且與公司法的立法用語的使用習慣直接沖突,造成法律適用方面的更大混亂。公司法第218條的悖論似乎難以破解,作為權益之計,外商投資的管理部門在實踐中不得不采取靈活、務實的作法,根據管理的需要在廣義說和狹義說之間選擇適用。[9]
  三、公司法與外商投資企業法的融合
  公司法第218條悖論的根源不在于公司法的自身規定,而在于外商投資企業法年久失修,沒能與時俱進,伴隨公司法的修訂及國內外利用外資形式的變化同步修訂。可見,在外商投資企業法的修訂工作沒有完成的情況下,《公司法》第218條能夠發揮的作用必然是有限的,外商投資的公司適用公司法的問題最終須在外商投資企業法的修訂中予以解決。從有關外商投資企業法修訂的研究成果來看,對于外商投資的公司適用公司法的問題,目前主要有兩種處理模式:一是并存模式,即在保留外商投資企業法的前提下,修改外商投資企業法的內容,消除其與公司法的沖突。此方案的理由是經過三十多年的對外開放,三部外資法已為境外投資者所熟知,其具有獨立存在的價值,應尊重外商投資企業法長期單獨立法的現實,今后延續這種并存模式。二是替代模式,即將三資企業法關于監管體制的規定納入外商投資管理法,并將有關三資企業組織的規范納入公司法。{4}
  對上述兩種方案,多數學者贊成后者。有學者早在上世紀90年中期就提出,公司法和外商投資企業法的逐步靠攏和統一,不僅有其必要性,還有其可能性,理由有三:第一,我國的經濟改革方向已經明確,即建立一個完整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并以統一的現代企業制度來實現此目標。第二,外商投資企業法的第一個法律是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它頒布于1979年7月1日,經過整整15年的實踐之后,于1994年7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才開始實施,可以這么說,公司法已經總結了外商投資企業法的寶貴經驗,兩法的基本框架是一致的,也就是說,未來兩法的統一是有基礎的。第三,在實踐中,國內公司與外商投資企業在許多方面的待遇正在逐步接近,如在工商登記管理、所得稅率、外匯管理、財務制度等已基本趨于一致,這為兩法的統一邁出了重要的步驟。{5}還有學者主張,公司法屬于商事法中的商事主體法或商業組織法,是對公司這種企業組織的設立和終止、組織機構及其活動范圍、活動規則等關系進行全面調整的法律規范。組織法的性質本身決定了公司法制度的統一性要求,決定了一國之內的相同的公司形式應適用同樣的公司規范予以調整。這種統一性又是作為企業法律形態立法的共同性要求,企業法律形態的確定就是從企業立法的任務出發,選擇最具有立法意義的分類標準,以有限的形式理順眾多的企業組織關系,將其抽象為具有普遍意義的若干法律形態,并統一適用于所有的企業組織。公司是企業法律形態中最為普遍而重要的一種,公司法是對各種公司組織進行一體調整的法律規范,各種以股東出資方式設立、采取股權結構、公司具有獨立法人地位、股東只承擔有限責任的企業組織都屬于公司,都應受公司法的調整。現代國家法制的統一性在商事領域的表現之一就是公司法的統一性。{6}管曉峰教授認為,經過30年發展,我國經濟結構、市場結構和國家財力都發生了很大變化,外商投資企業法給予外商投資企業的種種優惠和特殊待遇己不符合現實,外商投資企業法并入公司法更加適合我國國情的需要。{7}在筆者看來,替代模式具有更充足的理由。第一,公司法與外商投資企業法的融合是外商投資企業法回歸本位的需要。外商投資法的本質是對外商投資的管理法和干預法,其基本功能在于體現外資政策、保護外國投資者及其經營活動的權益、管理外商投資、發展對外經濟關系及調整和優化投資環境。現行的外商投資企業法中充斥著大量企業組織法的規范,有關外商投資的管理反而略顯單薄,立法內容不夠完備,存在較多的法律盲區。[10]在外商投資企業法修改之際,歷史造成的錯位不能繼續存在,外商投資企業法應回歸外商投資法的本位。第二,公司法與外商投資企業法的融合是進一步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落實WTO規則的需要。市場經濟和WTO最惠國待遇原則都要求給予外商投資企業和國內企業相同的國民待遇,包括以公司形式從事商業競爭時給予同樣的法律對待和適用相同的法律規則。世界各國的一般性做法是由同一部公司立法管轄同一法域內的所有公司。現行的外商投資企業法具有明顯的身份性立法的特征,外商投資的公司存在著超國民待遇和次國民待遇的現象,內資公司和外資公司處于不平等的競爭地位,明顯有悖于WTO和市場經濟的上述要求。第三,公司法與外商投資企業法的融合是參與法律競爭、進一步吸引外資的需要。改革開放初期,我國主要是通過開放市場,利用相對廉價的勞動力和制造能力與國外競爭,這種獨特的市場優勢競爭模式促成了我國改革開放的初期繁榮。隨著勞動力和原材料等價格的提高,我國正在逐漸失去這種獨特的市場優勢,市場競爭必須向法律競爭的方向發展。{7}事實證明,內資公司和外資公司采取兩種法律管轄,造成法律適用上的混亂,導致交易主體為確保交易安全不得不耗費成本去識別不同公司制度的具體內容,以確認對方的行為是否經有權機構的充分授權,這種法律狀況對我國進一步利用外資是不利的。
  四、替代模式下公司法融合外商投資企業法的基本構想
  在替代模式下,外商投資企業法中包含的公司組織的內容將融入公司法,公司法要進行相應的調整以融合外商投資企業法的相應內容。兩者的融合不是簡單的合并,不僅涉及公司法的結構調整問題,而且涉及兩者融合的許多具體問題,對于外商投資企業法的可行制度和合理規定,公司法也應當吸取和繼承。
  (一)公司法結構的調整
  在替代模式下,公司法融合外商投資企業法應堅持兩個原則:一是穩定性原則。鑒于公司法目前的結構已經比較科學和合理,公司法融合外商投資企業法時,盡可能不要打亂公司法目前的基本結構,否則將得不償失,破壞公司法的穩定性,對公司法的實施效果產生不利影響。二是相對獨立原則。由于外商投資企業法運行已久,不少外國投資者已經熟悉和接受其內容,公司法融合外商投資企業法時,要盡量保持外商投資企業法植入內容的相對獨立,便于外國投資者掌握和運用,不要將現有外商投資企業法的內容分而化之,掩埋在公司法的條文之中。
  據此,筆者建議,公司法未來的結構調整,可借鑒現行公司法關于一人有限責任公司、國有獨資公司及上市公司組織機構的處理方式,在第二章“有限公司的設立和組織機構”里增加第五節“外商投資的有限責任公司的特別規定”,在第四章“股份有限公司的設立和組織機構”里增加第六節“外商投資的股份有限公司的特別規定”,專節規定外商投資的有限責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特殊內容。
  (二)公司法與外商投資企業法具體內容的融合
  1.注冊資本及減資。對于公司法與外商投資企業法在注冊資本及減資方面的差異,筆者認為:(1)在最低注冊資本方面,外商投資的公司應遵照公司法的標準執行。公司法2005年修訂之前,由于外商投資企業法沒有規定外商投資企業注冊資本的最低限額,各地在審批時一般各按當地的內部標準掌握尺度,例如,上海市外資委普遍按照最低投資總額20萬美金、最低注冊資本14萬美金的標準進行審批。公司法2005年修訂之后,上海、北京等地已嚴格遵照修訂后的公司法的標準進行審批,但不少地方還是按原來的內部標準來審批。從統一尺度、實現內外資公司待遇平等及與國際慣例接軌的角度考慮,外商投資的公司的最低注冊資本遵照公司法的標準是必要的。當然,這并不意味著投資者以公司法規定的最低注冊資本額設立外商投資的公司就具有現實的可操作性。公司法可吸納《外資企業法實施細則》第20條關于“外資企業的注冊資本要與其經營規模相適應”的規定,規定外商投資的公司的注冊資本與其經營規模應基本相符。據此,外資審批部門在實踐中可根據外商投資的公司設立的可行性研究報告中對于項目運營及資金需求的描述,以判定外商投資企業的注冊資本額達到可批準的標準。(2)在減資方面,外商投資企業法的規定應向公司法靠攏。與《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實施條例》和《外資企業法實施細則》禁止減資相比,《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實施細則》對減資已經有所松動,允許合作企業可在因投資總額和生產經營規模等變化確需減資的情況下,經審查批準機關批準后減資,但較之公司法的規定還是要嚴格得多。實踐中,外商投資的公司減資的情況是比較復雜的,有的是惡意的撤資,有的確實是因投資總額和生產經營規模等變化而需減少注冊資本,從內資公司和外商投資的公司待遇平等及尊重國際慣例的角度來看,應遵照公司法,原則上允許外商投資的公司減資,但為了防止惡意撤資,可采納《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實施細則》的減資條件,規定減資須因投資總額和生產經營規模等變化而確需減少,并須經審查批準機關批準。
  2.出資方式及出資期限。對于公司法與外商投資企業法在出資方面的差異,筆者認為:(1)在出資方式方面,應統一遵照公司法的規定。外商投資企業法制訂的時間較早,其關于出資方式的規定已經落后于時代的發展,而公司法關于出資方式的規定是比較先進的。對此,學界已達成共識,不存在異議。(2)在出資期限方面,鑒于外商投資管理的特殊性,現行外商投資企業法關于領取營業執照后繳納出資及營業執照簽發之日起3個月內繳清首期出資的規定應該保留,但首期出資的繳納比例及投資公司的繳納期限應遵照公司法20%和5年的標準執行。
  3.股權轉讓制度。對于公司法與外商投資企業法在股權轉讓制度上的差異,筆者認為:(1)外商投資的公司的股權轉讓的條件應規定為須經全體股東過半數同意,并經審批機關批準。目前,外商投資企業法規定的股權轉讓機制過于僵化,在實踐中,外商投資企業大股東操縱公司損害中小股東權益的情況并不鮮見。主要原因在于:一是外商投資企業股東較少,股權結構集中,股東之間控制權糾紛更容易發生。二是中外雙方戰略目標不同:外方一般立足迅速擴張、占領市場,主要通過擴大生產和基礎建設規模、增加廣告開支等各種手段迫使企業在前期虧損,投資者不僅不能分得利潤,反而急需增加投資;中方尤其是作為國有中方則往往希望迅速分享利潤、無力再行追加投資。三是合營各方的贏利方式不同。控制企業銷售渠道和價格的一方(往往是作為大股東的外方)可以通過銷售環節獲得額外利潤,而不希望企業贏利并分紅。[8]因此,在須經全體股東過半數同意還是全部同意問題上,應適用公司法的規定,經全體股東過半數同意即可。考慮國內經濟安全和反壟斷的因素,外商投資的公司的股權轉讓還須按現行外商投資企業法的規定,須經審批機關批準。(2)對于其他股東不同意轉讓的情況,應采納公司法的規定,也就是說,公司股東既不同意又不購買的,視為同意。理由是在外商投資企業法對此沒有規定的情況下,依據公司法第218所規定的原則,本就應當適用公司法的規定。另外,從加強外資股權可流轉性的政策趨勢來看,采納公司法的規定也是比較合理的。(3)在優先購買權的行使對轉讓人與第三人簽訂的股權轉讓合同的效力的影響問題上,應采納相對無效說,依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外商投資企業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一)》的規定執行。對此,最高人民法院民四庭的劉貴祥廳長已經解釋得非常清楚。[11]
  4.公司治理結構及其運行機制。對于公司法與外商投資企業法在公司治理結構及其運行機制方面的差異,筆者認為:(1)在是否設立股東會、監事會問題上,可相對靈活,分類處理。首先,外商投資的股份有限公司必須設立股東會、監事會。分工配合又制約平衡是現代企業制度的精髓,也是公司積極應對市場風險、靈活決策、高效執行、有效監督,實現公司利潤最大化的保障。經過十余年的探索,2005年修訂后的公司法在公司治理結構方面已達到相當高的水平,這已為公司法近年來的運行實踐所證明。隨著經濟的發展,股份有限公司的規模越來越大型化,股東人數也越來越多,外商投資的股份有限公司沒有理由仍置身于公司法規定的現代公司治理結構之外。其次,對于外商投資的有限責任公司,應允許合營公司的治理結構模式多樣化,賦予中外投資者以更大的選擇權。理由有二:一是從國外的法律規定來看,因有限責任公司多屬于中小型企業,股東會、董事會、監事會等組織機構的設置往往根據需要選擇,股東會一般不是必設的機構,監事會是任意機構。[12]二是《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和《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運行已久,已為廣大投資者所熟悉和接受,且其簡單、靈活、高效的治理結構在實踐中取得了良好的運行效果,對于規模較小、股東人數較少、所有股東都積極地參與公司經營管理的公司來說,繼續保留目前的治理結構對公司是有利的,但這并不妨礙規模較大、股東人數較多的公司根據需要設立股東會和監事會。(2)在公司治理結構的運行機制方面,外商投資企業法應遵照公司法的有關規定執行。實踐證明,外商投資企業關于公司治理結構的運行機制的規定存在較大的制度缺陷,其“人數多數決”的表決方式不僅與國際通行立法不符,而且容易形成公司僵局,導致公司無法繼續運行;其關于出席董事會會議法定人數的規定也過于嚴格,剝奪了公司自治的必要空間;其由股東直接任免董事的制度,極有可能使董事成為任命他的股東的私人代表,只對該股東負責而不是對全部股東負責。而公司法歷經修改,其關于公司治理結構運行機制的規定已相當成熟,值得外商投資企業法予以借鑒。
幸运农场三全中秘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