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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避稅而簽訂的股權轉讓合同條款被法院判定無效
時間:2015年01月18日信息來源:本站原創點擊:
    在商業實踐中,股權交易雙方可能就標的股權簽訂一套“陰陽合同”,并在“陰合同”中載明雙方實際的股權交易條款和金額,而在“陽合同”中規定一個象征性的股權轉讓價格條款,從而達到避稅以及工商變更之目的,但雙方在合同履行過程中,實際按照“陰合同”執行。   

  在最高人民法院于2013年8月審結的一起涉及人民幣近6億元的股權轉讓糾紛案件中,最高人民法院的主審法官(以下簡稱“主審法官”)認為“陽合同”以及“陰合同”中的避稅條款,構成了《合同法》第五十二條第(二)項關于“惡意串通,損害國家、集體、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無效的規定,從而被判定無效。同時,該案還涉及合同解除權如何行使以及股權轉讓如何適用善意取得等重要的法律問題。

  一、案情簡介

  本案涉及當事人眾多、涉及標的額巨大、涉及股權轉讓多次、涉及諸多與股權轉讓相關的法律問題:

  (一)主審法院及訴訟主體

  本案一審在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審結,二審在最高人民法院審結。涉及的主體主要有如下幾方:(1)四川京龍建設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京龍公司”);(2)簡陽三岔湖旅游快速通道投資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三岔湖公司”);(3)劉貴良;(4)深圳市鼎泰嘉業房地產投資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鼎泰公司”);(5)深圳市合眾萬家房地產投資顧問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合眾公司”);以及(6)呼和浩特市華仁世紀房地產開發有限責任公司(以下簡稱“華仁公司”)。

  (二)法院查明的事實

  1.第一次股權轉讓

  2009年7月22日,劉貴良與三岔湖公司(作為出讓方)與京龍公司(作為受讓方)就下述五家公司(以下合稱“目標公司”)簽訂了股權轉讓協議(以下簡稱“《股權轉讓協議》”),并約定劉貴良將其持有的下述目標公司各90%的股權轉讓給京龍公司,三岔湖公司將其持有的下述目標公司各10%的股權轉讓給京龍公司:

  (1)成都天騁置業咨詢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目標公司1”);(2)成都星展置業顧問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目標公司2”);(3)成都錦榮房產經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目標公司3”);(4)成都錦云置業咨詢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目標公司4”);和(5)成都思珩置業顧問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目標公司5”);

  2.第二次股權轉讓

  盡管有上述《股權轉讓協議》,2010年4月10日,三岔湖公司又與鼎泰公司簽訂了股權轉讓協議并約定:三岔湖公司將其持有的目標公司2與目標公司3各10%的股權轉讓給鼎泰公司。

  2010年7月15日,三岔湖公司和劉貴良又與合眾公司簽訂了股權轉讓協議并約定:三岔湖公司、劉貴良將其合計持有目標公司4與目標公司5各100%的股權轉讓給合眾公司。

  3.第三次股權轉讓

  合眾公司在獲得目標公司4與目標公司5的全部股權后,又于2010年9月8日與華仁公司簽訂了股權轉讓協議并約定:合眾公司將其持有的目標公司4與目標公司5各100%的股權轉讓給華仁公司。

  (三)訴訟請求

  2010年12月22日,京龍公司在得知三岔湖公司與劉貴良上述再次轉讓目標公司股權的情況后,向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請求繼續履行《股權轉讓協議》,并請求確認第二次和第三次股權轉讓無效,且將股權恢復至三岔湖公司和劉貴良持有

  2011年4月7日,三岔湖公司、劉貴良向該院提出反訴,請求確認案涉《股權轉讓協議》已經解除。

  二、法院判決摘要

  (一)“陽合同”被認定無效

  就上述三次股權轉讓,股權轉讓各方均就相關股權轉讓簽訂了“陰陽合同”,而就其中的“陽合同”,本案主審法官認為該等陽合同系為辦理工商變更登記、逃避股權轉讓納稅而訂立,不是合同當事人的真實意思表示,根據《合同法》第五十二條第(二)項關于“惡意串通,損害國家、集體、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無效的規定,該等“陽合同”屬無效合同。

  (二)“陰合同”避稅條款被認定無效

  三岔湖公司、劉貴良與京龍公司在《股權轉讓協議》項下以及后續簽訂的《補充協議》有如下約定:(1)協議各方一致同意在本協議簽訂之后另行簽訂相應的股權轉讓協議,以便辦理工商變更登記,股權轉讓協議為本協議的附件;(2)不論在任何情況下,三岔湖公司、劉貴良不需為本協議項下的任何股權轉讓價款等向京龍公司提供任何形式的發票,但需出具三岔湖公司、劉貴良自行簽發的收據或收條;(3)京龍公司同意并保證,在辦理過戶手續時,只向相關審批機構提供《股權轉讓協議》的附件二所列的股權轉讓協議而非《股權轉讓協議》或《補充協議》;否則,應視為京龍公司單方違約,京龍公司應向三岔湖公司、劉貴良支付定額違約金2000萬元。

  本案主審法官認為上述條款以損害國家稅收利益為目的,根據前述《合同法》第五十二條第(二)項的規定,應為無效條款。但是,《股權轉讓協議》及其《補充協議》中的其余內容系各方當事人的真實意思表示,根據《合同法》第五十六條關于“合同部分無效,不影響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的規定,《股權轉讓協議》及其《補充協議》的其他條款不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合法有效,對當事人具有法律約束力。

  (三)第二次股權轉讓被認定無效

  本案主審法官認為,因鼎泰公司和合眾公司在知道三岔湖公司、劉貴良與京龍公司的股權轉讓合同尚未解除的情況下,分別就目標公司2—5與三岔湖公司、劉貴良達成股權轉讓協議,且受讓價格均顯著低于京龍公司的受讓價格,而三岔湖公司、劉貴良在未解除與京龍公司之間的合同的情形下將目標公司股權低價轉讓并過戶給其關聯公司(鼎泰公司、合眾公司)名下,損害了京龍公司根據《股權轉讓協議》及其《補充協議》可以獲取的利益,根據前述《合同法》第五十二條第(二)項的規定,第二次股權轉讓各方所簽訂的股權轉讓合同屬于無效合同。

  (四)第三次股權轉讓可類推適用“善意取得”

  本案主審法官認為,我國《公司法》并未就股權的善意取得制度作出明確的法律規定,雖然《物權法》第一百零六條規定了動產及不動產的善意取得制度,但股權既非動產也非不動產,所以股權的善意取得并不能直接適用《物權法》第一百零六條之規定。

  股權的變動與動產的交付公示及不動產的登記公示均有不同。根據《公司法》第三十三條第三款有關“公司應當將股東的姓名或者名稱及其出資額向公司登記機關登記;登記事項發生變更的,應當辦理變更登記。未經登記或者變更登記的,不得對抗第三人”之規定,股權在登記機關的登記具有公示公信的效力。本案中目標公司4和目標公司5的股權已變更登記在合眾公司名下,華仁公司基于公司股權登記的公示方式而產生對合眾公司合法持有目標公司4和目標公司5股權之信賴,符合《物權法》第一百零六條所規定的維護善意第三人對權利公示之信賴,以保障交易秩序的穩定及安全之意旨。故本案可類推適用《物權法》第一百零六條有關善意取得之規定。

  (五)訴訟過程中行使合同解除權的行為不能產生解除合同的法律效果

  本案主審法官認為,因京龍公司未按合同約定于2010年3月22日前付清全部股權轉讓款,已構成違約,故根據《股權轉讓協議》及其《補充協議》的約定,三岔湖公司、劉貴良享有合同解除權。但三岔湖公司、劉貴良接受了京龍公司在2010年6月24日至7月29日支付的5460萬元股權轉讓價款而未提出異議,系以行為表示其仍接受《股權轉讓協議》及其《補充協議》的約束。且截至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受理本案前,三岔湖公司、劉貴良并未對京龍公司的逾期付款行為提出異議,也未向京龍公司發出過解除合同的通知,故在京龍公司向一審法院提起民事訴訟之時,《股權轉讓協議》及其《補充協議》仍處于履行狀態,對三岔湖公司、劉貴良及京龍公司仍具有法律約束力。

  同時,在進入訴訟階段后,對訴訟發生前、已經確定的合同效力及履行情況,應當由人民法院依法作出認定。三岔湖公司、劉貴良在本案一審訴訟期間先后向京龍公司發出解除股權轉讓協議并承擔違約金的函,并不能改變訴訟前已經確定的合同效力及履行狀態。

  三、法律啟示

  (一)審慎考慮股權轉讓避稅安排

  最高人民法院于2006年在一起有關土地使用權轉讓合同糾紛的案件中闡述道:合同無效系自始無效,單純的時間經過不能改變無效合同的違法性。當事人請求確認合同無效,并不受訴訟時效期間的限制[1]。所以對于股權轉讓避稅條款不能抱有僥幸心理,以為只要經過一定的時間就可以不被追宄。

  筆者建議,在有關股權的商業交易中,如有可能最好能夠請專業的財務人±和法律人士從各自的專業角度設計適當的交易結構以達到合法節稅之目的。

  (二)及時且正確地行使合同解除權

  本案中三岔湖公司、劉貴良在享有合同解除權的情況下,未正確行使其合同解除權,導致其需要繼續履行《股權轉讓協議》。雖然三岔湖公司、劉貴良答辯說其在訴訟前已經向對方提出了合同解除的要求,但是他們并沒有提供相應的證據,所以導致法院沒有采納他們的答辯意見。

  筆者建議,行使合同解除權應以書面形式按照合同約定的方式通知合同對方,同時在已經享有合同解除權的情況下,對于對方的繼續履行行為應該通過書面的方式明確地表示不接受。

  另外,還需要注意合同解除權的行使期間問題,雖然我國法律就合同解除權并未規定明確的除斥期間,但是《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商品房買賣合同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五條第二款規定:“法律沒有規定或者當事人沒有約定,經對方當事人催告后,解除權行使的合理期限為三個月。對方當事人沒有催告的,解除權應當在解除權發生之日起一年內行使;逾期不行使的,解除權消滅。”所以,筆者建議應在提起訴訟前盡快通知對方解除合同的主張。

  (三)重視股權轉讓中的盡職調查

  本案中,主審法官認為:(1)第二次股權轉讓的受讓方(鼎泰公司與合眾公司)為“惡意受讓”,從而應為無效;而(2)第三次股權轉讓的受讓方(華仁公司)為“善意受讓”,從而應為有效。在認定善意時,本案主審法官闡述道:“因華仁公司與合眾公司進行股權交易時,目標公司4與目標公司5均登記在合眾公司名下,且華仁公司已委托會計師事務所、律師事務所對目標公司4與目標公司5的財務狀況、資產狀況、負債情況、所有者權益情況、銀行查詢情況等事項進行盡職調查并提供盡職調查報告,京龍公司亦無證據證明華仁公司在交易時明知其與三岔湖公司、劉貴良之間的股權交易關系的存在,故可以認定華仁公司在受讓目標公司4與目標公司5股權時系善意。”

  由上可知,法院在認定“善意”與“惡意”的標準時,是否進行了盡職調查也是重要的考慮因素之一。筆者建議,在有關股權的商業交易中,如可能最好能夠請專業人士進行適當的盡職調查以避免股權交易中的法律風險,同時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佐證自己的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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