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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法新解釋對于并購交易文件的影響
時間:2015年01月15日信息來源:本站原創點擊: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最高人民法院于2009年頒布了兩個有關《合同法》的通知,一個是2009年5月13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二)》(法釋【2009】5號)(“解釋”),另一個是2009年7月7日頒布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當前形勢下審理民商事合同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指導意見》(法釋【2009】40號)(“指導意見”)。

  《合同法》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一)》頒布至今已逾十年,其中有一些未能明確的問題,在過去十年中一直困擾著執業人士。解釋及指導意見對部分這樣的問題做出了解釋。本文中,我們將關注解釋和指導意見提到的幾個重要問題,以及這些問題對于中國并購交易文件的影響。

  1.對于未申報審批或未登記的救濟

  涉外并購交易中一些特定類型合同的效力取決于有權政府機構的批準,例如股權轉讓合同及合資企業合同。通常情況下,當事人會在并購交易文件中約定由一方當事人負責報批,然而在實踐中會出現當事人拒絕履行向審批機關申報審批的義務的情況。當非違約方起訴時,違約方可以以未經批準的合同不生效,所以其并沒有違反任何合同為由進行抗辯。

  這樣的問題對于法院來說十分棘手。直到解釋頒布,對非違約方的救濟才有了明確的法律依據。解釋規定,義務人未能辦理并購交易文件批準或者未能申請登記的,屬于《合同法》第四十二條第(三)項規定的“其他違反誠實信用原則的行為”。法院可以判決非違約方自行申請辦理有關批準或登記,違約方對由此產生的費用和給非違約方造成的實際損失,承擔損害賠償責任。

  最高人民法院近期頒布的另一個司法解釋,《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外商投資企業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一)》(2010年8月16日起施行)再次重申了這一立場,并明確規定如果股權轉讓協議的轉讓方在寬限期內仍然未履行報批義務,受讓方既可以請求自行辦理報批手續,也可以請求解除股權轉讓合同,并請求損害賠償。

  2.情勢變更(“情勢變更”)

  在國際交易文件中,情勢變更條款廣泛存在。然而,情勢變更的概念只在《合同法》草案中出現過,最終的立法文本刪除了這一條。因此,在解釋頒布之前,即使雙方當事人在合同中寫入了情勢變更條款,中國法院也有可能不予認可。

  解釋首次將情勢變更的概念納入到《合同法》框架中來,將其定義為“在訂立合同時無法預見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屬于商業風險的重大變化,繼續履行合同對于一方當事人明顯不公平或者不能實現合同目的。”當事人可以請求法院以情勢變更為由變更或解除合同。

  自2008年底全球金融危機以來,越來越多的當事人以情勢變更為由起訴請求解除合同。對此,中國法院在處理關于情勢變更的爭議時采取了慎重而嚴格的標準。

  指導意見要求法院本著保護非違約方的原則,嚴格審查“情勢變更的不可預見性”,合理區分情勢變更與“商業風險”。此外,根據2009年4月27日頒布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正確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二)服務黨和國家工作大局的通知》(法釋【2009】165號),情勢變更的適用應當經高級人民法院審核,必要時應進一步報請最高人民法院審核。

  我們的觀點是,情勢變更原則的法律地位仍在演變中。如果要利用情勢變更原則,當事人應當非常慎重,并提前咨詢專業人士。

  3.違約金

  《合同法》中有一條原則是,違約金的主要目的在于賠償非違約方而非懲罰違約方。指導意見重申了這一立場。另外,解釋第一次統一了違約金的標準(1)一方當事人可以請求增加違約金,增加后的違約金數額以不超過實際損失額為限;以及(2)合同中約定的違約金超過實際損失的百分之三十,一般認定為“過分高于造成的損失”,如果當事人主張予以適當減少的,人民法院應當予以減少。

  除了全國性規則,地方法院可能會頒布地方性操作細則以確定違約金的調整。例如,2009年12月9日,上海高級人民法院頒布了《關于商事審判中規范違約金調整問題的意見》。根據該意見,上海法院判斷違約金是否“過高”應給予調整時,在考慮其他情況的同時,應當考慮下列因素:

  (1)合同履行程度;(2)違約方的過錯程度;(3)合同的預期利益;(4)當事人締約地位的強弱;(5)是否使用格式合同或條款;(6)當事人是否已在訴請中對違約金進行減讓;以及(7)違約金計算的基數。

  在起草并購交易文件時,當事人和有關專業人士應當注意該針對違約金的限制。

  4.違反強制性規則的合同

  依據《合同法》第52條第5款,如果合同違反了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則,則該合同無效。第52條第5款遭到了業內廣泛批評,理由是合同當事方的自由意志應當受到尊重,而且合同無效的范圍應當明確且以必要為限。

  在過去幾年中,中國的有關部門一直在研究這個問題。在2007年5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奚曉明所作的《關于充分發揮民商事審判職能作用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提供司法保障的講話》(“講話”)中,《合同法》第52條第5款中的“強制性規則”的范圍被限定為效力性規定。講話進一步將效力性規定解釋為(1)明確規定違反該類規定將導致合同無效的規范,以及(2)雖未明確規定,但是若使合同繼續有效將損害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的規定。

  解釋和指導意見正式確認了講話所表達的立場,即法院只能裁定違反效力性強制性規則的合同無效。而在效力性強制規范之外,還有一系列管理性強制規范,比如有關市場準入或者合同履行的規定。法院傾向于不以違反這些規定而判決合同無效。舉例來說,在中國,房屋的預售需要預售許可證,但法院不會因為開發商(也是賣方)未取得預售許可證而宣布房屋預售合同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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