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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藥衛生體制改革法治保障須強化
時間:2015年01月14日信息來源:本站原創點擊:
    上世紀90年代開始推行的醫藥衛生改革之所以沒有事如人愿,有當初改革者高估市場調節作用的思路問題,也存在缺乏法治保障的問題。新醫改方案在總結十余年衛生改革與發展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提出了很好的改進措施,但這些措施需要通過強化醫藥衛生法治保障,才能起到推動我國醫藥衛生事業發展和增進我國公民健康的作用。本文作者指出了新醫改方案對醫藥衛生法治建設重視不夠,并為此提出了須強化醫藥衛生法治保障所包含的七方面內容和近期重點目標。——編者   

  2009年3月,期盼已久的新醫改方案即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千呼萬喚始出來,國務院的《關于醫藥衛生體制改革近期重點實施方案》(2009-2011年)也隨之頒布,這是中共中央、國務院繼《關于衛生改革與發展的決定》(即中發[1997]3號文)之后,對我國醫藥衛生體制的又一次更大規模的改革。新醫改方案是在總結十余年衛生改革經驗和教訓的基礎上產生的,糾正了上次醫藥衛生體制改革將醫藥衛生服務過分市場化的弊端,描繪了我國未來醫藥衛生事業發展的藍圖,在我國醫藥衛生體制改革中具有重大意義。然而,新醫改方案也存在一些不足,應當進一步強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中法治保障。

  一、對醫藥衛生法治建設關注不夠,忽視醫藥衛生法律服務

  筆者遺憾地發現,在長達1.3萬余字的新醫改方案中,關于建立健全醫藥衛生法律制度的第十五部分,僅226字,占全文的1.68%;而內容也僅涉及醫藥衛生立法、執法和普法之零星內容。

  其實,法治建設對于促進我國醫藥衛生事業發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保障作用。回顧30年改革開放,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成效顯著,其中一個重要的方面、一個重要的支撐和保障,就是社會主義法治建設。“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已載人中國共產黨黨章和我國憲法,并成為我國現代化建設中政治文明建設的保障。十余年的醫藥衛生體制改革之所以沒有較好實現改革決策者的初衷,反而增添了新的矛盾和問題,特別是醫患關系和公共衛生領域矛盾層出不窮,這有當初改革者高估市場調節作用的思路問題,也有缺乏法治保障的問題。而在新醫改方案中,以如此少的關注度,如此簡易地描述醫藥衛生法治建設,如此忽視醫藥衛生立法、執法、司法、法律監督與法律服務,忽視醫藥衛生法治人才培養和醫藥衛生法治科研,不能不說是一大缺陷。

  二、新醫改中強化醫藥衛生法治保障應包含的內容

  醫藥衛生法治建設是一個既開放又需配套的系統工程。筆者認為,法律服務是相對于立法、執法、司法、法律監督而言的法治環節,如果說后四者是法治的硬件,那么前者就是法治的軟件。法律服務通常指律師、公證員、鑒定人的訴訟內外服務,它與立法中的統籌兼顧、執法中的規范公正、司法中的公平正義、法律監督中的疏而不漏都有密切關系。因此,醫藥衛生法律服務是醫藥衛生法治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此外,與醫藥衛生法治建設相關的醫藥衛生法律人才的培養,高等院校醫藥衛生法學專業和科研院所的學科建設,對醫藥衛生法治保障也有重要意義。

  那么,在新醫改中如何強化醫藥衛生法治保障呢?筆者認為,應包括以下七個方面:

  第一,在醫藥衛生立法方面應強化的,一是如何構建一個中西合璧、標本兼治的法律體系;二是這一法律體系應體現以人為本、和諧發展的價值取向;三是如何分期分批、分門別類地逐漸制定和完善這些法律文件,并適當探索成文法與判例法相結合的新模式。

  第二,在醫藥衛生執法方面,應著力解決以下問題:一是在“小政府、大社會”背景下,執法部門的監管職能配套與機構的精簡效能;二是執法機構如何推進事前、事中、事后監管的配套協調;三是執法人員如何成為“專家加雜家”,如何成為建設性的監管者,以及如何做到剛柔相濟地人性化執法。

  第三,在醫藥衛生司法方面,一是如何構建一個協商、調解、仲裁與訴訟等多種醫藥衛生爭議解決方式相結合的體系;二是如何形成“起訴或申請仲裁一鑒定一審判或仲裁一裁判履行或執行”的規范而高效的運行機制;三是如何造就一批熟悉乃至精通醫藥衛生法律的法官、仲裁員和執行員。

  第四,在醫藥衛生法治監督方面,一是如何形成系統內與系統外配套的監督體系,特別是如何使公權監督與非公權監督相結合,做到“天網恢恢,疏而不漏”;二是如何使專司法律監督的部門(如檢察機關等)人員的專業化與社會化能達到有效結合等。

  第五,在醫藥衛生法律服務方面應強化的,一是造就一批素質高、富有社會責任感的醫藥衛生方面的專業律師和鑒定人,以有效地服務于訴訟內外;二是促成各醫藥衛生機構強化內設質量監管與法律事務部門,依法自律與維權;三是通過多方面切實有效的法治宣傳和全民教育,營造一個醫患互敬,各得其所的和諧氛圍。

  第六,在醫藥衛生法律人才培養方面應注意的,一是該領域的法律人才既包括高等院校各個層次的人員(含專科、本科、碩士、博士及雙學位、多學位者),也包括繼續教育的在職人員;二是人才培養內容既包括擴展性的學歷教育,更應突出階段性、專題性的強化培訓;三是人才培養模式既指各種學校、社會教育,也需要各醫藥衛生法律人士自覺進行的自我終身教育;由此,形成一個與時俱進、人才輩出、人盡其才的可喜局面。

  第七,在醫藥衛生法學的學科建設方面。迄今為止,不僅中國大陸,包括我國港、澳、臺地區,也包括西歐、北美,均未在醫與法的交叉學科中形成全面共識。如基礎理論方面,醫藥衛生法學是否獨立?其歸屬于公法、私法或公私結合之社會法?其名稱是醫事法學,衛生法學,醫學法學,還是醫藥衛生法學(簡稱醫衛法學)?其結構體系如何構建?如何與各國的醫衛法律實踐相銜接,即如何在醫衛立法、執法、司法、法律監督、法律服務和醫法人才培養中,既理論先行又推動實踐,如何與世界各國專家學者共同推進全球性的醫藥衛生法治建設等等。

  由此可見,在醫改這一宏大的社會系統工程中,醫藥衛生法治建設的任務十分艱巨,如果不能在上述諸方面獲長足的配套進展,醫改和醫衛事業的發展,勢必步履維艱,事倍功半。

  三、強化醫藥衛生法治建設之近期重點目標

  筆者認為,當前重點宜抓以下三個方面:一是立法的宗旨、基本原則與體系框架,要盡快調研論證。確立以構建適合中國國情,滿足中長期需要,與世界各國和而不同的醫衛法律體系。二是制定醫藥衛生基本法和對主要部門法進行立、改、廢。成立由專家牽頭,各部門參與,廣集民意的立法調研組織,分門別類,積極推進,通過立法活動形成全民醫衛法治宣傳教育的新氛圍。三是積極搭建多種形式的學術交流平臺。中國已進入一個充滿自信的歷史時期。“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整合一切可供建設的思想資源,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思想保障。為此,在醫衛法治領域,通過中國衛生法學會,通過世界衛生組織、世界醫學法學協會等,通過國內、國際一系列醫衛法治學術會議,通過各種醫藥衛生法治研究機構,讓千百萬醫學工作者、法律工作者、醫衛法學專業人士展示智慧,匯萃精華。如是,醫藥衛生法治保障下的新醫改和醫衛事業,必將展現出無比光明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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