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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慶超、王照明訴張文虎、上海寶星機械設備修造有限公司等合伙協議糾紛案
時間:2014年11月30日信息來源:本站原創點擊:

張慶超、王照明訴張文虎、上海寶星機械設備修造有限公司等合伙協議糾紛案


  【要點提示】

  協議約定共同投資成立公司,但公司已成立在先,且未根據約定變更工商登記的公司注冊資金和股東名單并予以公示,應當認定該約定屬于借公司之名進行經營的合伙協議。協議方不能僅依該協議取得股東身份。

  【案例索引】

  一審:上海市寶山區人民法院[2002]寶民二(商)初字第1265號(2004年5月15日)
  二審: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2004]滬二中民三(商)終字第239號(2004年9月24日)

  【案情】

  原告(被上訴人)張慶超。
  原告(被上訴人)王照明。
  被告(上訴人)張文虎。
  被告(上訴人)上海寶星機械設備修造有限公司。
  被告張文耀。
  被告上海寶星機械設備修造有限公司(下稱寶星公司)的前身為上海虎鳳鋼結構有限公司(下稱虎鳳公司)。虎鳳公司于1998年10月27日經工商機關批準成立。工商登記注冊地為上海市寶山區北蘊川路經濟發展區;企業類型為國內合資有限責任公司;股東為張文虎、張文耀;注冊資金人民幣50萬元(以下幣種均為人民幣),其中,張文虎出資30萬元,張文耀出資20萬元,出資方式為貨幣資金。1999年3月25日,虎鳳公司變更公司名稱為寶星公司。1999年4月29日,被告張文虎與兩原告簽訂一份《股東協議書》,約定三方共同投資1 821 693元成立寶星公司,三方股份均等、共擔風險責任、共同分享經營利潤、共I司參與經營管理;遇決策問題投票決定,兩票以上為有效。該《股東協議書》上加蓋有被告寶星公司公章。依兩原告申請,上海市寶山區人民法院于2003年9月28日,指定上海萬隆眾天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下稱萬隆公司)對被告寶星公司的注冊資金來源、具體出資情況及自成立起至2002年8月的經營狀況、費用支出、資金走向、利潤等情況進行賬冊財務審計。根據萬隆公司出具的審計情況說明,被告寶星公司具體經營情況如下:(1)根據被告寶星公司賬冊中關于實收資本情況的記錄反映,1999年5月30日借記“其他應收款”10萬元、“固定資產”40萬元,貸記“實收資本”50萬元,但無任何原始憑證,故不能證明寶星公司工商公示的兩股東(即被告張文虎與張文耀)投入了現金和固定資產;(2)1999年5月,原告張慶超投入被告寶星公司資金128 500元,占寶星公司所收資金24.83%;原告王照明投入被告寶星公司資金20萬元,并為其代墊費用44 024.94元,占寶星公司所收資金47.15%;被告張文虎投入被告寶星公司資金145 020元,占寶星公司所收資金28.02%。截至2002年8月,原告張慶超從寶星公司取回66 410元;原告王照明取回19萬元,并以停薪留職費用為由獲得3萬元;被告張文虎取回335 000元;(3)截至2002年8月,被告寶星公司賬面盈余公積金和未分配利潤為706 728.84元,審計扣減其他固定資產折舊、廠房租賃費等成本支出尚余643 248.98元。在兩原告注資前寶星公司賬面并無盈利及虧損記載;(4)財務賬冊中未發現被告張文虎有轎車和材料折價入賬。萬隆公司就審計財務資料情況向法院說明:審計過程中未發現賬冊與賬冊間、賬冊與會計報表間、賬冊與記賬憑證間有明顯不符和缺漏情況。被告張文耀在庭審中稱其只是寶星公司勤雜人員,不參加經營管理,對被告張文虎與兩原告的協議在訴訟后才知曉。
  原告張慶超、王照明訴稱,兩原告于1999年4月與被告張文虎簽訂《股東協議書》,約定三方共同投資成立被告寶星公司。三方所占股份均等、共同承擔風險、共享公司經營利潤。協議生效后,三方共投資519 059.41元。其中,原告張慶超投資13萬元,原告王照明投資244 024.94元,被告張文虎投資145 034.47元。被告寶星公司于1999年3月25日成立。后在三方共同努力下初見規模并取得可觀效益,至2002年8月,累計利潤706 728.84元。此外,從2000年3月至2002年8月底,被告寶星公司分批返還三方投資款655 000元。其中,返還原告張慶超13萬元,返還原告王照明19萬元,返還被告張文虎335 000元。現三方因在公司經營管理中出現分歧,被告張文虎排斥兩原告參與經營。據此,兩原告請求判令確認兩原告1999年4月至2002年8月享有寶星公司的股東權;原告王照明請求判令被告張文虎、被告寶星公司退還投資款54 024.94元。另,兩原告請求判令被告張文虎、被告寶星公司支付盈余利潤471152.56元;判令被告張文虎返還抽逃公司資金335 000元。
  被告張文虎、被告寶星公司辯稱,三方的《股東協議書》根本未履行。兩原告既未出資,也未參與寶星公司經營管理活動,故非寶星公司股東。當然也不享有公司盈余分配請求權。既然兩原告不是公司股東,也就不存在股東權轉讓問題。兩原告與被告張文虎間是債權、債務關系。被告張文虎已經向兩原告歸還所借款項。原告的訴請也不明確。據此,請求駁回兩原告訴請。
  被告張文耀辯稱:兩原告既然不是公司股東,則無從談起利潤分配及退股事宜,請求駁回兩原告訴請。

  【審判】

  一審法院經審理認為,本案所涉爭議之《股東協議書》的性質,實屬兩原告與被告張文虎借用被告寶星公司名義進行經營的協議。從被告寶星公司工商登記和審計結論看:被告寶星公司成立早于1999年4月29日。故三方不存在新設公司并成為新公司股東的合意;被告寶星公司工商公示的兩股東,即張文虎與張文耀均未實際出資。該公司由被告張文虎管理運作,被告張文耀系掛名股東,既未出資亦未參加管理。自公司成立至1999年4月29日《股東協議書》簽訂之前,寶星公司并無實質性經營。被告張文虎作為公司創建人、公示股東之一,與兩原告簽訂了《股東協議書》,該協議書雖明確約定兩原告與被告張文虎三方共同投資180余萬元成立寶星公司,由三方共同經營管理公司,但實際上述三方除各自投入部分資金并共同經營外,并未對寶星公司成立時工商記載的50萬元注冊資金及股東名單予以相應變更并公示。因而,被告寶星公司依公示原則,對外依然只承擔注冊資金為50萬元的有限責任。1999年4月29日的《股東協議書》系三方當事人借用寶星公司名義進行合伙經營的形式載體。兩原告不能因實際投入部分資金及實際參與管理而成為公司股東。被告寶星公司及張文虎辯稱與兩原告系借款關系,理由不能成立。因為三方協議表明了三者合作地位,而實際參加的經營活動表明系三方共同參與了經營活動,故前述兩被告的辯解法院不予采信。
  關于原告王照明要求被告張文虎、被告寶星公司返還投資款54 024.95元的請求。庭審查明被告寶星公司曾為其支付過停薪留職費3萬元,原告王照明未提供證據證明此費用應由被告承擔,故應予扣除,法院只能支持合理部分。
  至于兩原告請求利潤分配問題。基于涉訟爭議的利益系三人共同經營寶星公司期間產生,在三方不能再行共同經營的情況下,應對共同經營的盈虧進行盤點、分配。雖三方協議明確共同投資1 821 693元(三方份額均等),但實際三方出資既未足額,又未均等。由于三方未約定依出資比例分配盈虧,且在共同經營期間的作用、貢獻難分彼此,故本院認為不論三方實際出資幾何,均應按三方協議約定的“三方共擔風險、共同分配利潤”的原則分配盈虧,即將審計結論確認的可分利潤643 248.98元由三方均分,每人均得214 416.33元。關于支付主體,由于該經營利潤及三方投入的資金均在被告寶星公司。故被告寶星公司負給付之責;被告張文虎兼有合伙人及寶星公司法定代表人雙重身份,對合伙利潤應負保管、管理之責。因此,被告張文虎應向兩原告承擔上述利潤的補充支付責任。
  而兩原告要求被告張文虎返還抽逃公司資金335 000元的訴請問題。被告張文虎作為共同經營人之一,當然享有經營利潤分配權,故其從寶星公司取回的上述資金金額雖大于其投資,但仍應屬于其抽回出資及本身應獲的利潤,故對兩原告的該訴請法院不予支持。綜上,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二十八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五條、第六條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三十條、第三十二條之規定,判決如下:
  一、被告上海寶星機械設備修造有限公司支付原告張慶超利潤214 416.33元;
  二、被告上海寶星機械設備修造有限公司返還原告王照明投資款24 024.94元,支付利潤214 416.33元;
  三、被告張文虎對被告上海寶星機械設備修造有限公司以上付款責任承擔補充支付責任;
  四、原告張慶超、原告王照明其余的訴訟請求不予支持。
  以上第一、二、三項于本判決生效之日起十日內履行。
  本案受理費13 612元,由被告上海寶星機械設備修造有限公司、被告張文虎共同負擔9303元,原告張慶超、原告王照明共同負擔4309元(已支付)。審計鑒證費15 000元,原告張慶超、原告王照明共同負擔3000元(已支付),被告張文虎、被告上海寶星機械設備修造有限公司共同負擔12 000元。
  一審判決后,寶星公司與張文虎均不服,提起上訴。
  寶星公司上訴稱:(1)寶星公司財務賬冊由被上訴人非法占有多時,存在被篡改可能性,不具有證據的客觀性。原審法院違反法定程序,未對財務賬冊進行質證,以此作為審計依據,并采納審計報告作為定案依據。另,原審判決引用的萬隆公司向原審法院所作“在審計過程中未發現賬冊與賬冊之間、賬冊與會計報表之間、賬冊與記賬憑證之間存在明顯不符和缺漏的情況”之說明在原審時未經質證,屬程序違法。(2)原審判決認定三方系合伙經營顯屬錯誤。寶星公司早于股東協議簽訂前成立,且三方并未按約投資到位,股東協議書并未實際履行。從資金的借人、賬面上應付款的反映來看,張文虎、張慶超、王照明向寶星公司投入資金明顯屬于公司、私人間的借貸關系。另,即使三方系合伙關系,三方也以抽回投資的行為實際解除了合伙關系。原審法院無視被上訴人已抽回投資的事實而判令被上訴人享有散伙后的利潤,沒有法律依據。故請求二審法院撤銷原判,依法改判駁回被上訴人訴請。
  張文虎上訴稱,其與上訴人寶星公司意見一致。另認為:上訴人張文虎與寶星公司是兩個獨立民事主體。張文虎作為公司法定代表人,對公司債務并無補充支付責任。
  張慶超、王照明共同辯稱,寶星公司賬冊移交法院時交由張文虎清點,被上訴人并未篡改。原審法院認定各方簽訂的協議名為股份出資、實為合伙是正確的。協議只是未完全履行,非未履行。自寶星公司成立以來,一直由上訴人張文虎獨立掌管,故張文虎應承擔補充責任。兩被上訴人請求駁回上訴人上訴請求,維持原判。
  二審法院經審理后確認了一審法院認定的事實,認為:
  (1)萬隆公司向原審法院所作情況說明涉及的寶星公司賬冊是否存在不符和缺漏一節,已在原審時進行了質證(見2004年3月30日庭審筆錄),鑒定人員明確表示未發現賬冊明顯撕、掉情況。審計單位庭后向原審法院所作說明非新證據,僅是其質詢意見書面化,原審法院無須另行組織質證。寶星公司財務賬冊在交付原審法院時經張文虎清點確認,審計結果也未發現賬冊有如上訴人所稱瑕疵。因此,兩上訴人認為該賬冊不具有證據客觀性的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采納。財務賬冊審查涉及專業知識,原審法院根據當事人申請,委托具有資質的會計師事務所對涉案賬冊進行審計,符合《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的有關規定,并無不當。綜上,原審法院程序合法。
  (2)原審法院認定張慶超、王照明、張文虎三人系合伙關系,并作了充分闡述,本院予以贊同。本院認為,三方訂立《股東協議書》約定“三方共同投資成立寶星公司……”,而其時寶星公司早已登記成立。可見,三方并無設立寶星公司的可能。從以后三方向寶星公司投入資金共同經營的事實可推定,三方當事人僅是以寶星公司作為經營載體,其實質系合伙關系。兩上訴人認為三方與寶星公司系借款關系,與事實明顯不符,本院不予采納。另,三方曾各自收回部分資金。對此,本院認為,合伙財產經合伙人一致同意后可予分配,經營獲利后收回部分初始資金得不出三方解除合伙關系之結論,故各合伙人仍對合伙積累財產享有權利。
  (3)張慶超、王照明、張文虎合伙經營活動均以寶星公司為載體進行,審計結論確認的可分利潤643 248.98元也在寶星公司,故寶星公司應在三合伙人目前已實際解除合伙關系的情況下將所保管合伙財產返還各合伙人,張文虎與寶星公司雖系獨立主體,但其既系合伙人之一,又系實際掌控寶星公司的股東和法定代表人,應對合伙財產負有保管與管理之責,亦有占有之利,故原審法院判令其承擔補充支付責任并無不當。據此,二審法院認為:原審判決查明事實清楚,處理正確,應于維持。遂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三條第一款第(一)項之規定,作出如下判決:
  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本案二審案件受理費13 612元,由上訴人上海市寶星機械設備修造有限公司和上訴人張文虎共同負擔。

  【評析】

  本案涉及以下幾個問題值得研討:
  一、關于工商登記未予載明的出資人身份認定問題
  針對本案中實際對寶星公司出資的兩原告是否具有寶星公司股東身份,存在兩種不同觀點:(1)股東身份的認定應該以工商登記所載明的為準,凡是不在工商登記中出現的公司或個人均不具備股東身份。據此,沒有嚴格按照法定方式予以公示的股東,盡管對公司實際出資并參與公司實際經營管理,仍不應當將其視為公司股東。具體到本案中,兩原告盡管按照協議履行了部分出資義務且參與公司經營管理,但由于相應的股東及出資變更情況并未在寶星公司的工商登記中體現,故不應認定兩原告的寶星公司股東身份,兩原告對寶星公司的出資也不屬于股東出資:(2)對股東身份的認定不應局限于工商登記,而應綜合考慮公司經營的實際情況。對于那些雖未在工商登記中列明,但實際出資并參與公司經營管理的公司或個人應該按照股東對待,尤其在涉及公司內部利益分配產生糾紛的情況下,宜按此觀點操作。本案一、二審法院對案件的處理采納了前一種觀點。即:兩原告盡管按照《股東協議書》履行出資義務并實際參與公司經營管理,但仍不具備寶星公司的股東身份。理由在于:為了保障交易安全,規范公司經營,維護交易相對方的利益,《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下稱《公司法》)規定,公司股東必須共同簽署公司章程,并在章程中載明股東的姓名或名稱,同時規定了股東提交驗資證明的法定義務。換言之,公司必須將其包括股東在內的可能影響交易的所有重要信息以工商登記等形式公之于眾,第三方只能根據公司的公示信息進行判斷并與之發生交易并承擔交易風險,而公司甚至包括特殊情況下工商資料所登記的股東也必須嚴格按照公示信息對外承擔責任。承認隱名股東的存在不僅不利于公司監管,同時易于助長規避法律強制性規定的不法行為。此外,本案三方所簽《股東協議書》約定擬成立的寶星公司于協議簽訂前業已成立,該協議實際上不具有可履行性,當然也不能作為確定兩原告股東身份的依據。
  二、借用公司外殼而行事實上的合伙問題
  由于本案兩原告依法并未取得寶星公司股東資格,隨之而來的是兩原告對寶星公司的出資及可分利潤的性質判定問題。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的相關規定:“個人合伙是指兩個以上公民按照協議,各自提供資金、實物、技術等,合伙經營、共同勞動。”一般情況下,對于個人合伙均要求訂立書面《合伙協議》。但在實踐中,如果單純就以是否訂有書面明確《合伙協議》來認定合伙關系是否成立并把它作為標準,未免有失偏頗。比較適當的做法是結合案件實際,不拘泥于法律條文規定,從立法原則出發,注重法律精神和社會效果相一致。就本案而言,本案兩原告與被告張文虎簽訂的協議約定三方共同投資成立寶星公司。三方股份均等、共擔風險責任、共同分享經營利潤、共同參與經營管理。該協議除了《股東協議書》這一協議名稱外,本質上與《合伙協議》幾無二致。而該協議擬設立的寶星公司于協議簽訂前已經存在。我們從協議內容探求當事人各方的真實意思表示,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即由被告張文虎設立的寶星公司在此應該作為被告張文虎的隱蔽出資,原告張慶超、王照明與被告張文虎三人以寶星公司為載體,行合伙經營之實。故兩原告及被告張文虎對寶星公司的投資應視為對合伙經營實體的投入,可分利潤則視為合伙營運收入,都屬于合伙財產之列。在彼此繼續合伙經營已無可能之時,應當按照《股東協議書》的約定均分利潤。
  三、關于“掛名股東”問題
  所謂“掛名股東”,就是指:雖工商部門登記在冊,但實際上并未履行出資義務,也未參與公司經營管理的股東。“掛名股東”是部分經濟實體規避法律,轉嫁經營風險的產物,不具有合法性。一般來說,“掛名股東”的問題只在公司對外承擔債務時才得以凸現。此涉及除“掛名股東”外,公司股東實際上只有一人時,公司的主體資格及“掛名股東”是否對公司債務承擔責任的問題。我們認為:一個市場主體是否具備公司法人資格,不僅應當有工商登記之名,更重要的是必須具備《公司法》規定的股東資格及實際出資之實。如果一個經濟實體雖掛公司之名卻行合伙甚至獨資之實,法院應當依據實際情況判令該經濟實體承擔無限責任。“掛名股東”對其掛名公司股東的身份系明知,應對該經濟實體之債在工商登記股金或所獲利益額度(以高為準)內承擔連帶責任;如系不知,則應當免除其清償責任。本案對寶星公司“掛名股東”張文耀涉案權利、義務的確定,即體現了此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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