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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咨詢服務
論農民工勞動權益的法律保護
時間:2015年12月18日信息來源:本站原創點擊:

   一、農民工勞動權益保護方面存在的現實問題

    (一)在就業工種方面受到歧視

    在現實國情面前,農民工沒有平等的就業權,所從事的都是臟、累、險、重的粗活。只有那些為城市勞動者所不屑的工種,才允許由農民工填補。其他工種,則沒有就業的機會。

    (二)農民工工資增長緩慢,工資水平普遍偏低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取得了快速發展,年均GDP以10%左右的速度增長。但農民工的工資收入水平卻沒有得到相應的提高。由于農民工工資增長緩慢,以及大多數農民工在低端勞動力市場就業,導致農民工工資水平普遍較低。具體表現為:一是工資標準較低;二是工資分配中普遍存在同工不同酬,收入水平難以與城鎮職工一致,特別是與他們工作最臟、最累、最險的勞動付出不成正比;三是部分企業將最低工資標準作為支付標準,按其確定所有農民工的工資,明顯壓低了農民工應有工資水平。

    (三)在工作中工時長,勞動環境惡劣,職業病、工傷事故多有發生,威脅農民工身心健康、人身安全

    在住的方面,許多民工為了省去住房開支,住在簡易工棚,冬天冷、夏天熱,有的甚至遭到非人待遇。一些企業,任意讓員工加班加點,毫無節制,卻不支付延長勞動時間的報酬。有些雇主把單位時間的勞動報酬壓到最低,迫使工人選擇用加班形式多掙一點錢。有的以計件工資為借口,壓低工價變相延長工時。在不太規范的中小企業打工的農民工基本沒有休息權的概念,每天平均工作時間在10小時以上是正常的。《勞動法》中工人特殊原因每天延長工作時間不得超過3小時,每月不得超過36小時的規定遠遠沒有得到落實。延長勞動時間,增加勞動強度,既損害工人身體健康,又容易發生工傷事故。

    (四)在一些行業中存在著克扣、拖欠、拒付農民工勞動報酬的現象,且普遍、嚴重

    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城市農民工生活質量狀況調查報告》稱,在調查的農民工中,被克扣過報酬的占被調查總數的20%,其中經常被克扣的占被克扣過報酬農民工的8.81%,偶爾被克扣的占81.19%。農民工被拖欠報酬時間最短1個月,最長達8年,平均拖欠4個月。被拖欠過半年以下的農民工占被拖欠總人數的90.49%。76%的農民工在節假日加班未享受過加班工資。有些企業甚至通過扣留部分工資做押金,強迫農民工加班加點。

    (五)農民工缺乏基本的社會保障,農民工的勞動權益受侵害后難以得到及時的法律救濟

    農民工養老、醫療、工傷、生育等得不到應有的保障。一旦勞動能力受損,就面臨失業的危險,甚至整個家庭陷入困境。農民工在遭受就業歧視以及工資拖欠等問題時,尋求法律救濟途徑較窄。對農民工實施歧視的用人單位和城市的有關部門,很難受到法律的制裁。而在出現勞動糾紛時,他們又常常很難在短期內利用法律手段維護自己的權利。實踐中,在仲裁前置的仲裁階段,勞動者不能依據相關法律申請財產保全,這勢必會給惡意逃薪者提供“寶貴的時間”。而這些對農民工而言,時間上耗不起、經濟上也承受不起,他們與資方的談判能力也降到最低。

    二、農民工權益保護方面的法律困境

    (一)勞動保障法制不健全,立法層次較低,效力等級不高

    雖然現有的勞動保障法律法規和相關政策對勞動者的合法權益作了許多規定,卻未能有針對性地對農民工這樣的弱勢群體給予特殊保護,為他們提供便捷有效的保護措施和手段。對他們也沒有明確的法律定位。我國的《勞動法》本身存在許多不完善的地方,它主要保護對象是已經找到工作的職工,而那些因為受到歧視沒有找到工作的農民工很難通過《勞動法》得到法律救濟。由于法律的缺乏,政策便起主導作用,用政策來填補法律缺乏是可以的,但這只能是短期行為和無奈之舉。于是現行涉及工資支付、勞動合同的具體規定只是頒布規章,立法層次較低,其法律權威性和穩定性無法保證。這些規章由于無上位法的依據,對工資支付、勞動合同簽訂、爭議處理及違法責任的追究等問題做出的具體規定也就受到限制。同時,我國針對農民工權益保護的規定各地區之間存在差異,難以協調統一,在農民工流動性很大的情況下,往往讓他們無所適從。而具體到民工工資的支付上,我國《勞動法》和《工資支付暫行規定》等關于工資條款的規定均顯得原則性過強,缺乏可操作性。屬于典型的“有規定,沒標準”,對于工資支付的方式、標準、項目都沒有明確規定,對隨意克扣、拖欠民工工資的老板,因法律處罰依據不足、手段不硬等缺陷,無法真實有效地保護民工這一弱勢群體的合法利益[1]。

    (二)勞動爭議處理機制存在明顯缺陷

    我國勞動法為勞動者和用人單位解決勞動爭議設置了“協商—調解—仲裁—訴訟”的渠道。調解雖然不是解決勞動爭議的必經程序,但它是解決勞動爭議的重要手段,在我國計劃經濟時期曾經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但現在,據有關部門粗略統計,經過企業設立的調解機構調處的勞動糾紛還不到訴到仲裁和法院處理的案件的十分之一。有的企業干脆就沒有企業調解機構。我國法律規定勞動爭議采取先仲裁、后訴訟的處理程序,表面上看仿佛是給當事人增加了一道解決糾紛、維護利益的機會,而實際執行中卻是給當事人增加了訴累。

    (三)勞動行政執法力量薄弱,法律法規對違法行為處罰力度不夠

    我國有關工資權益保障的法律規定中處罰的條文很少。對于違法拖欠工資的行為,只在《勞動法》第85條有確定的法律責任規定,且限定在經濟責任范圍內,加之缺乏行政部門查處的具體程序規定,可操作性不強、處罰力度明顯不夠。這不僅難以有效治理企業違法行為,也不能很好地保障農民工的合法權益。

    三、完善我國農民工勞動權益保護方面的思考

    (一)進行戶籍制度改革,從根本上保護農民工合法權益不受侵犯

    農民工勞動權益的保護不僅要治標還要治本,推進制度改革就是一項治本的措施,而且在制度上進行有目的的、系統的改革,就會推動各項政策的調整與組織的重構,會帶來農民工勞動權益保障問題的解決。制度改革的目標是消除對農民工,更廣義的是農村人口的各種歧視,使農民工享有與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從制度上解決了農民工勞動權益保障問題,那么每個農民工不論從事什么職業,不論居住在何地,不論什么身份,都能享受與城市居民同等待遇,那么農民工在流動過程中就不會遭受歧視和不公平待遇。

    (二)應制定農民工勞動權益維護的專門法律或地方規范性文件

    我國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行政格局,中央政令能否在地方實現,需要有法律作后盾,只有剛性的法律,以國家強制力作后盾,方能保證相關政策真正落實,因此應制定一部農民工權益保護法,將農民工的勞動、政治、經濟文化、社會權益全面規范,規定侵犯農民工勞動權益應承擔的法律責任,并賦予其法律救濟渠道。或者由地方先行立法,制定農民工勞動權益維護的規范性文件,向農民工權益維護傾斜,從而使其相對弱勢地位改觀,最終實現社會公平。

    (三)強化勞動監察,加大勞動違法行為的查處力度

    目前,全國各地的勞動監察人員數量普遍不足,難以適應當前農民工維權需要,執法人員的缺乏,造成用人單位的違法行為得不到有效的監管,致使農民工的合法勞動權益不能得到及時解決。所以,應當擴充勞動監察人員的編制,保證足夠數量的勞動監察人員,這樣才能落實對用人單位的日常檢查,預防損害農民工勞動權益案件的發生。同時,加強勞動工資政策法規的宣傳教育。在監察隊伍建設上,要充實勞動保障監察隊伍,增加監察機構和人員編制,抓好專項培訓,全面提高勞動監察隊伍的整體素質。

    (四)加強法制宣傳教育,提高用人單位的法制觀念和農民工的依法維權意識

    大力拓寬勞動保障普法宣傳教育渠道,擴大宣傳教育覆蓋面,靈活運用各種宣傳教育手段,廣泛深入持久地開展相關法制宣傳活動,提高用人單位執行勞動保障法律法規的自覺性,增強農民工依法維護自身權益的意識,使農民工都能熟悉和正確地用法律法規維護自身的正當權益。司法部門也要把民工維權納入法律保護范圍,列入法律援助計劃,向民工提供必要的法律咨詢和法律服務。勞動管理部門應當幫助工人組建自主工會,最大限度地吸收農民工加入工會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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